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4年第3期“国际传播”专栏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中国外文局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建）院长，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摘 要】本文从故事—话语的叙事学视角，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体系的宏观建构。遵循中国政治叙事和民族话语的研究路径，本文以讲故事实践为本位，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核心议题、共享话语、叙事体系，并提出了战略传播体系，即以“四个认同”为出发点，提炼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核心议题和叙事方向；聚焦全球化表达的共享故事核“四个一”话语，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全球话语体系；以“五个超越”为统领，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全球叙事体系；并进一步基于华人“讲故事网络”建设，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全球战略传播体系。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战略传播；文明互鉴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指导下，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中国国际传播重大主题和战略任务。目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传播和国际传播两个面向，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演进脉络和建构逻辑（赵超、金华宝，2023）、理论渊源和政治化效应（杨须爱，2023）、战略传播路径（刘晓程、王浩，2023），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傅才武、严星柔，2016），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关系问题（韩震，2010），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路径（杨鹍飞，2016），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内涵、特点与结构框架（沈骑、孙雨，2023），从北京冬奥会看中华民族文化、积极共同体形象构建（夏炎、袁星宇，2023）等方面。其国际传播的研究相对薄弱，如何系统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国际传播体系尚未被深入讨论。

为此，本研究尝试从宏观战略的层面探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国际传播体系。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一个政治视域下的民族叙事和文化实践，遵循政治叙事和民族话语的路径探求其国际传播体系，是比较恰当的选择。本文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的议题、话语、叙事体系，层层递进加以探究，并提出其战略传播体系。第一，论文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共同体认同四个关键词出发，探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国际传播议题，厘清核心问题和叙事方向；第二，聚焦全球化表达的共享故事核，探讨“四个一”全球话语体系；第三，以“五个超越”为统筹，构建“五个超越”全球叙事体系；第四，基于“华人讲故事网络”建设，初步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全球战略传播体系。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核心议题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概念经历了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几个发展阶段。迄今为止，中华民族已成为一个具有国族意义的文化人类学概念，而非体质人类学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则经历了从“汉族—少数民族”框架下的“族别叙事”到“民族国家共同体”框架下的“国族叙事”的历史演变。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表述中华民族的实体性、整体性、统一性的国族概念，成为凝聚全体中国人共识的重要政治话语和引领性话语，其重在突出居住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人群在血缘、历史、文化、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的显著共同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可以循着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四个关键词，提炼出核心议题和叙事方向。

（一）中华民族认同：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关系议题

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而是像美利坚民族一样，是与近代国家一起出现和打造的国族（statenation）（许纪霖，2017，p.448）。中华民族是在“华优夷劣”即文明与野蛮的比较视野中呈现的自我集群概念，其边界并不像西方“民族”概念那么相对固定（任剑涛，2021），而呈现出中华民族为抵御外族侵略被动抱团自强的消极民族共同体与主动寻求融合、多元共成一体的积极民族共同体并存的民族形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或“一族多群”的内在结构导致中华民族建设存在两种发展可能：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或“国族”属性，凸显中华民族的实体性、整体性和一体化发展；或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或“多群”属性，凸显组成中华民族各个单元的多样性，强调各个民族的族性张扬（周平，2015）。因此，建立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是讲清楚中华民族认同与汉民族认同、少数民族认同的一体多元关系，讲清楚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的统一性和互文性关系，讲清楚中华国族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和国民民族主义的异同关系。

（二）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自治和国家统一议题

自清朝“中国”国家意识觉醒以来，现代中国从历史上的地域—文化“王朝国家”转变为国际法上的“民族国家”（李大龙，2020）。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态。中国国家认同的本质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

长期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统一与自治关系议题一直备受瞩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西藏、新疆等地作为我国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和敏感的地带，不仅是新时代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阵地，更是中国国家安全屏障的重要空间。在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中华民族一直面临着西方媒体对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民族分裂议题、中华民族区域自治和祖国统一议题以及“一国两制”议题的挑衅与抹黑。这些议题被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暴力恐怖主义势力三股势力打着“人权”“宗教”“民族”的幌子，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极大影响中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认同。因此，中国国家认同的核心议题在于，必须讲清楚中国公民包括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对中国国家主权、政权、人权的认同；讲清楚传统王朝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本质差异；讲清楚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等地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境况等基本问题。

（三）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议题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是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虽有内华夏、外诸夷的传统，但并没有西方文化中的对立“他者”观念。中华文化的最大魅力在于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容纳之量和消化之功（许倬云，2017，序言）。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1985）在中华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边界日益模糊，主要表现在居住、饮食、婚姻、丧葬、礼仪、节庆习俗层面，以及各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民族差异日益减少。近年来，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大，各民族文化以文旅融合新形态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中华文化与民族多元文化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汪晓东等，2021）。中华文化认同存在于中华历史的肌肤之中，浸润于亿万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个人、社会乃至国家影响深远。建立中华文化认同可以具体到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仪式、共享的民族标识、共通的语言文字、共有的典章制度、共在的民族情感等，从而成为协调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国家认同的中介机制。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议题

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前提和实践路径。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具有双重功效，既是中国放眼国际，贡献给全球其他多民族国家以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更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示范。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核心议题不仅包括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体认同，而且包括遍布全球的6200多万华人华侨的共同体认同，甚至包括中华文化圈和国际友人的命运共同体认同。从性质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既是民族认同，也是国家认同，更是一种共同体认同（张京泽，2018）。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问题已经上升为世界问题，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实际上是在回答“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积极意义和特殊贡献。因此，我们既需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脉络，又需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在结构和全球分布；既要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全球华人华侨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又需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二、“四个一”话语体系：全球化表达的共享故事核

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体系正迎来时代性、超越性的范式转换，已初步建构起涵盖民族历史、民族关系、民族文化、民族权利、民族梦想、民族风险隐患等诸多方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于运全，2022）。但是，在“深度后真相”的信息环境中，国际舆论场流动着歪曲或遮蔽事实的“他塑”版中国民族话语，并基于西方媒体与平台的主导性以及国际社会后殖民主义的认知论根基，不断产生着复杂的传播效应（张毓强、姬德强，2023）。应对复杂话题的传播手段，可聚焦适宜全球化表达的“共享故事核”。基于融通中外、破立并举、中国话语、全球共享的国际传播原则，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可以从民族、国家、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角度，确立“四个一”话语体系。

（一）民族大家庭共同体话语体系：“中华民族是一家”

“中华民族是一家”思想体现于中华文化脉络之中。先秦“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民族格局，司马迁的“华夷共祖”亲缘思想，隋唐“华夷一家”的民族观，近代杨度“合五族为一家”的发展思考和当代“中华民族大家庭”等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家文化的思想根基，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体话语体系。

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最能体现中国“和主义”的各种主张。家庭价值观作为一种可对话的共享价值观，具有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战略眼”传播价值（陈先红、刘晓程，2015）。新中国成立后将“中华民族一家亲”定位为一种平等对待五十六个民族的方式，一种“树立一家人理念”“强化一家人观念”“铸牢一家亲意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刘荣等，2020）。

从民族共同体角度，可以确立从“小家”到“大家”的一家亲共同体话语体系。在西方表达国家的单词有很多，比如country、nation、state、land，但都没有家庭的内涵，而中国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扩大的家庭。国家认同与家族认同互相包含，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小可至家庭、社区、民族、种族，大可至国家、世界、宇宙。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可以超越民族、种族、宗教、地区的藩篱，把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结合起来，既弘扬中华民族仁爱和合的家国情怀与兼济天下的道义追求，又体现全人类的普遍主义道德观和世界主义情怀。

（二）国家共同体话语体系：“中华民族是一个”

“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话语来自国难当头、共御外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代代仁人志士逐步建构的国家共同体话语体系。主要包括梁启超的“五族共和”大民族主义，孙中山、章太炎、吴贯因等革命先辈倡导的“五族合一”大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陈独秀、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提出的中华民族“整体性”“一体性”思想，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以及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实体”等系列话语。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成为最能够凝聚全体国人的时代话语（王文光、徐媛媛，2018）。在经历了小民族主义对异族排斥，大民族主义的五族合一，大国族主义的多族共和洗礼之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国际共识。

因此，“一个中国”“一个中华民族”“两种政治制度”国家共同体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最根本的共享性故事核。有效的路径包括建构具有统一性、象征性、仪式性的中华民族图腾、中华民族礼服制服常服、中华民族节日仪式，在不同国际传播场域与中国的国旗、国歌、国徽等形象标志配套使用。

（三）文化共同体话语体系：“中华民族是一脉”

“中华民族是一脉”是最具包容性的叙事话语。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是一个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实体民族，虽然血统上以汉族为主，但国家认同却是超越种族的文化中心主义（张军，2012）。

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所谓“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一种“超国家主义”，“它不是国家至上，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理念中，“每个人负责要保卫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梁漱溟，1990，p.162）。中华文化圈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超越政治和地缘定义的东亚地区和国家共同参与（许倬云，2017，序言）。与西方以出世超越为轴心的宗教型文化类型相比，中华文明是以入世超越为轴心的伦理型文化，这两种形态好似精神的阴阳两级和文化的两种性别，在人类精神世界的生命共同体中辩证互动，交织出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之火（陈先红、宋发枝，2020）。

我们可以从元叙事、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三个视角系统构建“中华民族是一脉”的文化共同体话语体系：首先，从文化信仰、文化理念、文化符号、文化活动、文化产品等元叙事维度，构建具有开场白性质的元话语体系。其次，从“文化中国”的第一实体（中国和新加坡）、第二实体（全球海外华人华侨）和第三实体（爱华知华的汉学家、留学生、通婚家庭等）（杜维明，1998）大传统视角，构建具有象征性的华人精英文化话语体系。再次，从饮食习惯、家庭伦理规范以及命相风水宇宙观等文化小传统视角（黄万华，2007），构建具有交流友好性和文化异质性的大中华生活文化话语体系。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中华民族是一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话语是中华民族思想的理论基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对抗西方列强的产物，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世界性民族，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统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不能强化民族意识，更不能人为制造民族差异。

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向外输出移民的国家，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移民大量向东南亚和北美扩散，并在这些地区繁衍生息，创办华文学校与华文媒体，成立华侨华人社团，传承中华文化，形成华人社区。遍布全球的6200多万华人华侨，2万多所华文学校、2万多个华侨华人社团、1000多家华文媒体以及独具特色的唐人街、中国城、中餐馆、中医诊所等，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对象。

我们的话语可采用超越民族文化、超越民族国家、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叙事视角，从具有中国籍的中国公民共同体、全球华人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种视角，构建中华民族“同甘苦，共患难”和与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是一体”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以应对瘟疫、战争、贫困、极端气候、饥饿、强国争霸等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进步谋大同。总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话语体系，既要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讲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又要兼顾国外受众“愿意听、听得懂、愿意信、愿意传”等信息接收特征，把我们想讲的和海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有效实现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交互联动，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效能。

三、“五个超越”全球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

本节宏观地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出发点，能够顾及逻辑性和全面性，并回应国际社会关心的一些基础性议题、反驳性议题、保护性议题、对冲性议题和建设性议题。

（一）超越主体民族的政治叙事体系：“政治大一统”

“大一统”包含政治一统、思想一统、民族一统、文化一统等多重意蕴，其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萌芽于夏商西周三代，成形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后期的秦国将“大一统”由理论转化为政治实践并获得成功（欧阳坚，2022），自此成为中华各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也是中国从古代“天下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而未发生裂变的根本认同力量（王柯，2020）。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无论哪个民族，都是这个大一统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

中华民族政治“大一统”叙事，其核心话语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从历史视角，政治大一统的内涵丰富，应讲清楚古代中国与“四夷”“天下”的大一统关系，从古代中国“华夷之辩”“天下一家”出发，蛮、夷、戎、狄加入“王朝中国”而共创“天下中国”的历史中发掘故事；从现实政策的视角，应讲清楚新时代民族政策和边疆治理故事，改变以往以主体民族为中心的民族政策话语，弱化汉族—少数民族的概念表达和身份区隔，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表达与思想共识，强调各民族成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统一“公民身份”，形成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相得益彰的复合式认同结构。

（二）超越跨境民族的经济叙事体系：边疆经济大发展

我国边境地区，如西藏、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汇聚的地方。由于历史和地域原因，边境民族与邻国民族具有相近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且在社会关系、人际情感、边疆贸易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边疆民族和跨境民族都是同源异流的关系，他们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重要伙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经济大发展，不囿于地理层面的国土疆域，不仅惠及全国各民族、边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地理中国”，还惠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跨境民族的经贸共同体，更惠及全球华人华侨的“大中华经济圈”。切入点方面，可着眼于局部微观和整体宏观，重点讲好中印藏族、中缅傈僳族、中越傣族和布依族、中蒙蒙古族、中哈哈萨克族、中俄俄罗斯族等跨境民族经济生活故事；讲好边疆与少数民族聚集区经贸合作故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故事，讲好“大中华经济圈”共通共荣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奇迹故事。经济大发展应突出中华民族经济大发展在地域和个体层面的全面性，彰显“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的全民性，强调“大中华经济圈”的共通性，倡导“一带一路经济圈”的共享性。边疆经济大发展故事，具备反驳性议题内涵，并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力。

（三）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叙事体系：中华文化大融合

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主旋律。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大融合不局限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更包含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交往共享。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是中国各民族内部及中华民族与世界各个民族在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各领域、各层面的全面交融，在交融中实现中华文化认同与文化多样性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保护。

由于历史原因，港澳台地区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大陆内地有所差异。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机制（韩震，2010），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连接港澳台同胞的精神纽带。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历史和现实故事，围绕具有中华特色和全球共享价值的文化IP（如文学艺术、影视图书、旅游、文化遗产、文化活动、文化教育平台等），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中华文化大融合叙事体系。

（四）超越中国国籍的华人社会叙事体系：全球华人大团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两个面向。由于海外华人华侨在他国长期生活中积累了对他国文化的认同，他们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在现实中常常处于分离状态，有时协调、有时冲突。因此，加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文化认同，并非削弱其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对世界文化的认知，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抛弃其固有的华人身份和对中华文化应有的情感，平衡好各种认同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增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与使者（丁和根，2017）。超越中国国籍的华人华侨大团结叙事体系，要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双文化人”“第三文化人”的桥梁纽带作用，要充分挖掘唐人街、中国城、中医药馆、华人社区、华人社团、华人商会、华文媒体、华人作家等华人华侨社区的平台优势，讲好全球华人华侨团结合作的共同体故事，加强建设全球华人华侨讲故事网络。

（五）超越区域国别的环境治理叙事体系：生态环境大保护

人类正在成为一种具有地球级影响力的地质力量，地球的历史正在因为人类而发生改变（汪民安，2019，pp.296-298）。人类改变了地球的生物物理系统，带来了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人类对地球所发挥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超过了所有其他物种，以至于占据了核心地位，进入所谓人类纪时代。人类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毁坏，人类纪时代不仅意味着人类文明和生态圈的终结，也包含了对生命必死性或生命极限概念的哲学反思，“没有我们的世界”“没有人类的自然”，这一灭绝主题敲响了人类生态危机的警钟（汪民安，2019，pp.125-127）。

直面全人类正在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中华民族生态大保护叙事要从本土化的理念和实践中发掘故事，从中国本土的生态保护，到碳中和、碳达峰等生态文明，为人类文明永续进步贡献中国方案。讲好中华民族生态“大保护”的关键在于要超越区域和国别叙事，走向超人类、后人类叙事。生态大保护叙事不仅是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叙事、也是对人类生态文明的探究，更是对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倡导。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战略传播体系建构

在厘清上述三个体系的基础上，我们的关键目标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战略传播体系。这个体系首先要确定高屋建瓴的目标，要有明确的面向，还要有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具体地说，要以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为核心目标，面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华人文化圈、国际友人等打造自叙和他叙模式，本文通过建立2×3×2n多层级讲故事网络，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战略传播体系。

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是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总体目标，包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其中国家认同是最高目标，民族认同是情感基础，文化认同是精神纽带，政治认同是信仰动力。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必须同时开启“自叙”+“他叙”模式，才能行之有效，形成传播闭环。自叙模式以全国各族人民为主体，他们是实体共同体，是国内讲故事网络主体。他叙模式以全球华人华侨、中华文化圈、全球国际友人为主体，主要包括华人社区、华人组织、华人媒体、华文爱好者等，是基于族裔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脱域性“想象共同体”，他们是国外讲故事网络主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需要做好国际传播网络建设。借鉴“社区讲故事网络”（Kim & Ball-Rokeach，2006；Kim et al.，2019）理论，建构传播网络是一个嵌入在日常实践中的积极身份建设过程，它不同于一般形式的人际交流和叙事交流，而需通过特定形式建构出理想社区，通常需要委托三方代理——社区居民、社团组织和地方媒体，并使之形成一个网络。

建设多层级传播网络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有效途径。兼顾国内外讲故事（硬件）体系建设、多层级社区（软件）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设计了一个2×3×2n多层级讲故事网络：“2”是指构建国内和国外两个讲故事网络，“3”是指在国内外目标社区构建宏观中观微观多层级讲故事社区网络；“2n”代表国内外两个讲故事网络的互动连接程度。以海外社区讲故事网络为例，下面阐述其具体建设思路。

（一）建设传播基础设施，打造全球华人社区讲故事网络

在数字平台作为新基建形塑传播生态的今天，Facebook、YouTube、Twitter、TikTok等平台媒介深度绑定数字地缘政治冲突与意识形态矛盾，传统主流传播与媒介矩阵大厦面临“倾覆”和“重建”（史安斌、朱泓宇，2022），新媒体作为国际传播场域的基础设施，能够作为去意识形态的工具，隐匿地嵌入并改变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新媒体技术必须成为社区传播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才能作为社区参与的促进者，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减损因素（刘于思、杜璇，2022）。因此，充分运用卫星通讯、海底电缆、移动电话信号塔、全球华人网络数据中心等作为传播基础设施，亦有益于全球华人华侨的日常生活、社区建设及传播网络建设，比如在一些有需要的地方设立手机充电亭、公共Wi-Fi服务空间、卫星导航等，积极主动建构复杂多样的讲故事网络硬件。

（二）寻求代理主体，形成宏观-中观-微观多层级讲故事社区网络

华人社区媒体、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可以成为有效的代理。微观角度，从遍布全球的6200万华人华侨中选择不同区域国别的代理主体构成网络，挖掘故事资源并积极分享，增强华人社区归属感和参与度；中观角度，从遍布全球的华人组织中选择不同区域国别的代理并构成网络，重视唐人街、中国城、中餐馆、中医诊所、华文学校、华人商会、华侨华人社团、华人文学社等8大华人组织的传播资源，培养参与文化，增加归属感；宏观角度，以遍布全球的华文媒体和中文网站为抓手，建构宏观讲故事网络，建立“全球华人华侨共同体社区”。

（三）建立华人社区发展支持计划，建构具有催化叙事能力的湿件网络

“数据是干的，关系是湿的”（舍基，2009），海外民众与华人社区媒体、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讲故事代理网络的集成连接，可以构成“湿关系链”，建构具有催化叙事能力的湿件网络。通过全球华人讲故事社区发展支持计划，提供适当的人员、资金、项目、活动等形成一些组织形式，比如支持举办华人华侨宗亲会、运动会、音乐会、戏剧节，厨艺大赛、书法大赛、才艺表演赛、全球汉字节等一系列社区公共活动，通过中国节日、中华美食、中医中药、中国体育、中国汉字、中国文化、中国运动等从下而上的全球化社区服务项目，增强全球华人华侨社区之间的互动能力和讲故事能力，形成多层级讲故事网络和公众参与模式。

总之，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战略定位在有组织的当地民众中，将其打造为战略实施的日常模式，或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模式（暖实力模式），是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最值得关注的实践议题（陈先红、秦冬雪，2022）。多层级讲故事网络可以解决两大难题：一是“谁来讲”的传者困境，通过建立多元叙事主体，帮助中国走出自说自话的困境，二是“谁来听”的受众困境，通过促进海外华人华侨参与讲故事网络，有效建立全球华人讲故事国际统一战线，解决中华民族共同体全球叙事的操作难题。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和全球华人华侨的共同参与。本研究基于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传播语境，提出一套充满确定性的修辞话语，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全球叙事的核心战略议题、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和战略传播体系，构建具有国际性、统一性、明确性、系统性的宏观知识体系，以此规范中华民族共同体全球叙事的核心价值观和传播偏向，为制定具体的全球战略传播实施方案提供基本思路。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编号：17JZD038）、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课题“讲好中国传统节日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成果，同时受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基金资助（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陈先红：《从议题到战略：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全球传媒学刊，2024年第3期，144-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