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于春洋，男，内蒙古乌兰浩特人，复旦大学博士后，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于亚旭，女，内蒙古通辽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认知神经科学、精神疾病以及情绪情感异常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中国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研究”（16BMZ005）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全球化叙事让原本以多民族国家为参照的个体身份分析框架遭遇来自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组织的纵向挑战和来自社会组织、网络社群的横向挑战。推进“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双重身份分析谱系转换为以前者为纵坐标，以后者为横坐标的散点身份分析谱系，可以回应传统个体身份分析框架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散点身份分析谱系之下，多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参照，但多民族国家动用法律、制度和政策手段干预身份认同的努力正在失效。全球化叙事中的“文化—心理”身份影响力会提升，在个体身份生态圈层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诸多结构化挑战，终会在个体身份认同层面显现出来。

【关键词】身份认同；社会个体；全球化；多民族国家；谱系分析

一、选题缘起：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个体身份焦虑

身份（Identity）是描述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核心概念，也是近年国内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普遍关注的热点。对于“我是谁”的不同回答，集中展示了不同社会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不同倾向。研究表明，在作为当代世界体系基本分析单位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内，社会个体具有双重身份，分别是政治—法律维度的国家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维度的民族成员身份。其中，国家公民身份是“异中之同”，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政治边界重叠，其身份认同指向多民族国家本身；而民族成员身份则是“同中之异”，与多民族国家内部特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边界重叠，其身份认同指向该民族共同体。

然而，20世纪90年代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让多民族国家普遍遭遇“去中心化” 与“去国家化” 挑战，“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与此相联系，原本适用的有关多民族国家社会个体双重身份分析框架也开始面临解释力不足的尴尬。进入21世纪，伴随2008年的“次贷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2020年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英国“脱欧”协议，全球化叙事日益呈现出复杂多面的图景。一方面是来自学界的“逆全球化”“全球化退潮”“反全球化”“新型全球化” 的声音不绝于耳；另一方面是来自真实世界的责难此起彼伏，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全球化逆潮》一书的开篇描述的那样，“现在对全球化的不满已经遍布全球。……不仅仅是学生活动和环保主义者，而是整个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面对这种复杂多面的全球化叙事，我们认为全球化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显著和普遍的特征。其原因在于上述被贴上各种全球化反对派标签的很多现象诸如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全球治理的退场，甚至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传播，也都带有明显“全球化”的特征。所以，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叙事“只不过是全球化短期的自我否定，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单方面主导的全球化向更加全面的全球化的阶段过渡的一种反向状态”。而无论是全球化的大势还是裹挟在其中的“逆全球化”现象，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幻和全球化叙事的展开，一个问题变得无法回避：多民族国家社会个体双重身份分析框架被撕裂，身份焦虑成为社会个体在真实世界中的现实境遇。那么，该如何分析全球化叙事中的个体身份认同？有研究指出，这种身份认同在“纵向上就是向上为全球性超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向下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区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离。横向上主要表现为认同向社会组织和社群的转移”。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本文尝试从“纵向—横向”的分析框架对全球化叙事中的多民族国家个体身份认同进行学理分析，贡献学术增量。

二、超国家、跨国家与次国家：社会个体身份的纵向迁移

复杂多面的全球化叙事让多民族国家遭遇纵向的来自超国家、跨国家和次国家新兴组织的冲击，这一事实不仅让多民族国家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影响，也直接导致社会个体身份出现纵向迁移的态势。

（一）超国家层面社会个体身份的纵向迁移

在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很多学者开始思考为何战争无法避免的问题。有学者回溯了西欧国家形成过程，得出一个悲观结论就是“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由此，有学者开始思考国家被更具包容性的超国家组织取代的可能性，以及这种超国家组织将以何种样态出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逐渐形成“超国家主义”思潮。其中包括日本学者北一辉（Kita Ikki）提出的“改造”国家思想，主张以暴制暴来达到统一的目的；法国学者阿尔蒂罗·斯皮奈利（Altiero Spinelli）提出一体化理论，主张建立超国家的联邦制宪会议；戴维德·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提出职能主义思想，主张按照自然原则在不涉及任何政治权力的前提下，使拥有相同目的、利益、想法的群体基于经济利益自然而然走到一起。随后这一思想遭到以里恩·林德伯格（Leon N.Lindberg）为代表的新职能主义的质疑，新职能主义认为经济不可能与政治分离，而且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关键点在于政治决策层面。上述思潮的出现至少说明人们对国家缺陷（比如发动战争）的厌恶以及对超国家组织的期待。

从理论主张回到真实世界，当代世界超国家组织的典型代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立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以及由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更名改组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以联合国为例，它是一个由主权国家基于《联合国宪章》而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现有193个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各成员国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交由联合国来行使，而联合国奉行全球公益价值优先、普世平等价值优先、人类长远利益优先、弱者效果利益优先等原则，享有对于《联合国宪章》规定事务的处理权。可以发现，虽然在当前全球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仍然是以维持既有势力为主的社群主义价值观，全球政治生态体系也依然在不断产生着冲突和纷争，但联合国有一个推进全球治理、奉行普世价值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成为变革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驱动力量。具体到多民族国家中的社会个体而言，联合国这一超国家组织的出现对于他们具有独特魅力——因为国家公民政治身份难以满足的那些对于自身文化权益和真实平等权利的诉求，联合国却会让他们看到被满足的希望。同时，联合国在部分行使国家权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个体对于所在国家政治权威的怀疑，基于公民身份而产生的对于国家的认同遭遇来自基于“世界公民”身份想象而形成的对于超国家认同的打击。

（二）跨国家层面社会个体身份的纵向迁移

当前全球化叙事较之于以往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开始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如果说以往的全球化进程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发展中国家不断让渡甚至放弃上述主权而展开的进程，那么现在的全球化叙事恰恰表明发达国家开始有了同样的担心。毋庸讳言，主权是一个国家保持独立自主处理内政外交和各项社会事务的重要基石，而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不仅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还包括个体对于所属国家的归属感，以及以个人归所属国家为荣的自豪感。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不同社会个体对自己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状况因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而存在很大差异，但社会个体的政治身份认同与所在国家保有自身主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越能保有国家主权，也就越能赢得社会个体对于自己公民身份的认同。在这一背景之下，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家组织（区域组织）——诸如欧盟（European Union，EU）、非盟（African Union，AU）、上合（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亚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和各种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就使得多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受到很大威胁，自然也会影响到社会个体身份认同。

以欧盟为例，它作为当代世界跨国家组织的典型代表，由此前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并与更名而来，欧盟既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其本身的发展也是欧洲一体化的缩影。目前，统一的欧洲已经越来越被欧洲更多国家（除了“脱欧”的英国）的民众所接受，而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更为推进欧洲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种种迹象表明，“欧洲认同”正在成为和欧洲的民族国家认同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存在，它的本质是欧洲各国公民逐渐形成了一种休戚相关的集体归属感，一种深层认知结构。它表明“一国的公民在原则上必须视另一国的公民为‘我们中的一员’”。欧洲不同国家的公民认同欧洲的重要原因在于欧盟为每个成员国提供了强大后盾，与不同国家公民的所在国相比，欧盟赋予的“欧洲公民”身份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个体成员的多种利益诉求。欧盟作为跨国家组织，其凝聚人力、财力与物力的能力取得成员国公认的好评。由此，社会个体对于“欧洲公民”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排挤甚至替代了他们对于欧盟不同成员国的认同。

在对跨国家层面社会个体身份纵向迁移的分析之中，我们还要看到跨国公司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跨国公司是伴随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投资的兴起而逐步发展壮大的，概而言之，“跨国公司以‘无国籍企业’作为支撑的‘无国界经济’，显然要求取消和忽视国家主权以及领土边界，以便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自由配置生产要素”。它所奉行的商业逻辑及其拥有的巨大能量，使得某些公司可以为了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而去干涉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主权，甚至不惜去颠覆东道国的合法政府。此外，跨国公司的雇员人数众多，业务范围遍布世界各地，加之往往都拥有较为成熟完备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因此企业员工的身份认同往往被强化，而员工的国家公民身份认同有可能被削弱。

（三）次国家层面社会个体身份的纵向迁移

次国家层面组织的兴起是全球化叙事带来的又一重要变化。所谓次国家层面，是指空间尺度被压缩在多民族国家的次级层面，这里的空间既包括地理空间上的物理边界，也包括行政空间上的公共服务边界与政策实施边界。就其典型表现而言，一是城市空间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社会个体置身其中的生活场域，一是地方治理的兴起使得地方政府的作用得以凸显，越来越成为承担本地社会公共服务的主导者。由于次国家层面组织对于社会个体的价值正在上升，相应地，它们对于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向城市，进而在城市定居生活或者工作。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是城市流动人口及其身份认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认知维度是更为宽泛和普遍：作为“城市人”的社会个体对于自己在场城市的身份认同问题。要知道“城市作为一种次国家空间，早已不是一种孤立存在，城市的内涵也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生产、生活空间”，无论是“阿拉上海人”“俺们这嘎都是东北人”的身份优越感和自豪感，还是“我在台北的马路上迷失了我的脚”的身份迷惘与失落，其实这两种情感表达只是硬币的两个面，它们都指向了城市空间的身份认同问题，并且以或聚合或排斥的方式进入到社会个体的文化—心理身份结构。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看，随着全球范围城市网络的初步形成以及中小城市发展空间的不断扩大，城市身份（在中国更多体现为被户籍制度限定的“城镇居民”身份）通常能让社会个体享受到更为完备的社会福利，更为便捷高效的公共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以及更高的经济收入。而这些利好也会对生活在城市之外的社会个体产生吸引力，撬动和加速城市化进程，社会个体对于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非但没有减弱地方的重要性，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的兴起。现代通讯技术的迭代、移动互联网络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深度营销、大众传媒与社交网络的全景渗透……这些现象在让世界变得扁平的同时，也让次国家层面的“地方”不再遥不可及，地方走向世界、地方与国际接轨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此外，较之于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在实施本地治理方面具有诸多优势，也正是这些优势使得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其一，地方政府在利用财政资源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着中央政府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二，社会流动的频繁和机会成本的增加致使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展开竞争，从而促使了地方政府创新能力的提高；其三，在及时了解地方公民需求、准确获取地方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信息等方面，地方政府优势明显。由此，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治理开始登上全球化舞台，成为世界公共行政与政治发展领域的重要现象。较之于国家治理而言，社会个体在地方治理中的社会角色更容易被尊重，自主管理的意识更容易被激发，本地利益诉求更容易被回应，相应地，社会个体的地方身份认同也更容易被确立。

三、社会组织与网络社群：社会个体身份的横向离散

如果上述有关超国家、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社会个体身份的讨论更多是在政治—法律身份维度展开，那么本文这部分内容的讨论则更多聚焦于文化—心理维度。我们认为，文化和心理是观察社会个体身份的更为基础也更为本原的维度，毕竟外部组织结构对于社会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终究是要通过“文化渗透”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触达个体的心理层面，才能真正促成“认同”。比较而言，社会组织与网络社群的文化意涵更为明显，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也更为直接。

（一）社会组织层面的社会个体身份横向离散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总是要在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交往之中来获得自身存在意义与价值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正是由于个体有“合群”的冲动，群体才得以存在，而基于不同群体的文化属性和目的追求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沿着这个逻辑分析，社会组织能够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拥有一种吸引社会个体参与其中的归属感文化。随着全球化叙事在世界范围的广泛领域得以扩展，社会组织作为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中的“社会”一端获得长足发展，而社会组织维系个体身份认同的效应也被随之放大。

社会组织的发展，让民族、国家、主权这样一些主导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态的关键词开始淡出核心话语系统，公民组织、社会治理、公共事务、公共领域等关键词则纷纷涌现。种种迹象表明，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发育进入一条快速通道，一场‘全球性结社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正在悄然兴起”。与此相伴随，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也就有了一个不同于民族、国家、主权这一话语系统的全新归属——社会组织成员身份。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认同的可获得性，然而就其一般情形来看，社会组织身份认同是区别于自我认同以及集体认同的。研究发现，尽管社会组织成员身份指向组织本身，组织又是以拥有共同目的追求的群体来构成，但社会组织不仅是由个体组成的集体，从其内在属性上看，它可以拥有一个自在的身份，并提出以自我为参照的现象学问题即“我是谁”（作为一个组织）。由此可以认为，社会组织是一个有着内在驱动力量的“自组织”，组织成员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共事，为实现组织共同目的而共同努力。不难看出社会组织成员身份会被加入该组织的社会个体所珍视并形成深刻的情感联结，而对整个组织成员身份的理解也构成了组织内信息处理和意义建构的基础。

鉴于此，可以把社会组织身份认同看作是一个解释系统，提供一种共同的身份价值观，外在表现为共同的语言和行动。由于身处社会组织之中，社会个体也会因此建构“我以某种身份存在”的价值系统。换句话说，社会组织身份认同被视为组织成员所选择的一种自我定义或自我认知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他们定义自己置身其中的组织以及认同组织。总之，社会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分工协作、统一行动的目标系统，组织层面的“我是谁”和组织成员层面的“我以某种身份存在”两者相互协同、彼此强化，并且外化为语言和行动。

（二）网络社群层面的社会个体身份横向离散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孕育着科技的进步，也加快了科技的商业化进程。如果把“科技改变生活”视为一种结果，产生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随着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带领苹果公司在2007年发布首款智能手机iPhone以及移动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普及，以智能手机作为媒介的线上信息传递、情感交流替代传统沟通方式而发展成为更为主流的人际互动方式。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等移动社交APP的广泛使用让传统公共领域向网络空间拓展，而在PC互联网时代就已初见端倪的网络社群变得更加活跃且日益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道理其实很简单，“当有足够的人长时间的共同参与一个公共讨论，投入够多的情感，并在网络空间中构成一个由个人关系组成的网，就会产生网络社群这种网络上产生的社会群聚现象”。显然，网络社群的发展会让社会个体的身份谱系在全球化的叙事之中变得更为复杂。

那么，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网络空间的组织结构，网络社群对于社会个体的身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学界的讨论之中，不可避免地将虚拟世界的网络社群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组织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涉及到影响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社会阶层、治理缺陷、力量博弈、意识形态和情感体验等等方面。回顾其中的代表性观点对于回答这个问题具有启发。约翰·厄里（John Urry）指出时间与空间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它的存在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的空间不是场域，而是作为网络社群里的社会个体经验结构的一系列约束关系；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削弱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界限的地球村一样，不断扩大的网络空间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世界；本尼迪克·迈克尔（Benedikt Michael）的研究则声称网络社群与社会组织是类似的，这两种组织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个体可以在任意空间内移动，而互联网具有的多维性、连续性、密集型特征也为它搭建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哪怕这个环境是虚拟的。同时，网络社群也增加了普通人掌握话语权的机会，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结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网络社群对于社会个体的身份影响不单是个体文化身份认同本身那么简单，因为通常一个网络社群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与其他网络社群价值观的差异基础之上的。事实上，持有任何小众的、边缘的、亚文化价值主张的社会个体都很容易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同类，建立网络社群，进而形成一种“内部主流化”的群体归属感。内部聚合的主场感和外部排斥的激进化是网络社群野蛮成长的内在逻辑，所谓“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如果“简单粗暴”可以作为学术名词而存在，用这个词汇来形容网络社群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会非常贴切。

除此之外，由于扁平化、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是网络社群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也让参与网络社群的社会个体获得了不同于社会实体组织结构的文化—心理体验。一方面，网络身份的匿名化使得加入社群的社会个体可以不受现实社会地位差异的影响，去中心、去权威的方式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中心结构，尊重与嘲讽在网络社群中依然都会发生，但发生的条件却是基于参与者的网络行为本身，而与其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无关；另一方面，网络社群的扁平化组织结构和现实社会无处不在的科层制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个社群成员都愿意承认并遵守的基本行为规则之下，所有成员（包括群主和管理员）都可以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四、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个体身份分析谱系

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从超国家、跨国家和次国家三个层面分析了社会个体身份的纵向迁移，又从社会实体组织和网络虚拟社群两个维度探究了社会个体身份横向离散。这些变化导致的重要后果是曾经围绕多民族国家而形成的社会个体双重身份分析框架，在全球化叙事中逐渐失去了解释力。那么，怎样呈现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个体身份，完成新的身份分析谱系？进而，这种分析谱系的转换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将在这里做一个初步的尝试性回答。

（一）多民族国家：社会个体身份认同的坐标参照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近年来的“逆全球化”“全球化退潮”“反全球化”“新型全球化”声音所对标的都是现代民族国家（以多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多民族国家样态呈现）。与此相关联，当我们讨论这样一种复杂的全球化叙事对个体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时，参照系自然也是多民族国家。

具体而言，一方面，多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叙事的参照系，而多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叙事之间互为矛盾又相互依存的现实构成了讨论个体身份问题的外部场域。当我们谈到个体身份在全球化叙事中所经历的变化时，一个基本的判断是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全球化叙事的“反对民族国家”和“重构民族国家”的张力中展开的，这意味着全球化叙事的参照系依然是事实上的多民族国家，而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讨论社会个体身份的外部场域从曾经的多民族国家，扩展到现在的由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叙事共同构成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多民族国家从政治和文化两个维度确认了个体身份的基本盘，而这一逻辑成为分析个体身份问题的内部结构。我们要意识到，作为一种基于国内带有各自文化特性的不同民族的认同而得以维系的政治结构，多民族国家在它所固有的政治外壳之下，还存在一个内部文化结构。这样一种结构属性就决定了生活在多民族国家里的社会个体天然拥有双重身份，这一点我们在论文的开篇已经强调过——分别是政治—法律维度的国家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维度的民族成员身份。

总之，虽然全球化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多民族国家在社会个体身份确认中的影响和作用，但多民族国家依然为个体身份的确认提供了基本的坐标参照。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全球化叙事中的个体身份认同问题才变得可以讨论。

（二）社会个体身份分析谱系的转换

在多民族国家的时代话语之下，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可以从政治—法律和文化—心理两个维度加以分析。如图1所示，个体既是国家的公民，拥有国家依靠强制力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民族的成员，和本民族其他成员一道享有共同历史记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为了维持个体对于多民族国家的较高水平的认同，国家往往通过倡导民族平等，尊重和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并通过民族事务治理让国家公共权力在不同民族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分配关系，从而维持族际关系的和谐。而国家的上述努力，也会对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

随着全球化叙事的深度展开，上述分析框架逐渐失去了对于社会个体身份认同问题的解释力。以多民族国家作为坐标参照，如前文所述，全球化叙事让多民族国家遭遇来自纵向的超国家、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也导致个体身份出现了纵向迁移。如图2所示，在全球化叙事之中，多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影响力会在超国家层面和跨国家层面出现外部弥散的态势，也会在次国家层面出现内部坍塌的局面。相应地，个体身份也会随之向着超国家层面（如联合国和世贸组织）、跨国家层面（如欧洲和跨国公司）、次国家层面（如城市空间和地方政府）迁移。

还是以多民族国家作为参照，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实体组织与网络虚拟社群得到迅猛发展，逐渐成为横向拉扯多民族国家社会个体身份的两种重要力量。如图3所示，由于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网络社群都成长于民间社会，广泛存在并且渗透于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在文化—心理层面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它们从横向削弱了多民族国家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导致个体身份结构的横向离散。

基于全球化叙事给社会个体身份带来的上述变化，我们尝试将多民族国家时代传统分析谱系中的纵向政治—法律维度设为纵轴，将横向文化—心理维度设为横轴，绘制了全球化叙事中的个体身份分布谱系坐标图示。如图4所示，我们把坐标区域由内而外划分为四个同心的扇面，分别对应次国家层面、国家层面、跨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组织。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这些组织所具有的不同属性，选择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组织或组织类别，放置在坐标扇面中的不同区域。

（三）社会个体身份分析谱系转换的价值与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把全球化叙事对社会个体身份的影响描述为从“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两个维度的双重身份分析谱系（见图1）转换到以“政治—法律”维度为纵坐标，以“文化—心理”维度为横坐标的散点身份分析谱系（见图4）。这种身份分析谱系的转换至少可以带给我们如下思考。

首先，从双重身份分析谱系向散点身份分析谱系的转换，构成社会个体身份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叙事场景中的核心差异。这一转换意味着我们在看待不同叙事场景中的个体身份问题时，关注的侧面和套用的分析框架都存有很多不同。多民族国家叙事场景中的个体身份更多是被视为在两个维度构成的封闭通道内展开，由此形成的个体双重身份及其认同之间表现出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特性；而在全球化叙事场景中，个体身份依然被视为沿着两个维度得以展开，但这个分析框架却从封闭走向开放，与之相伴随，个体身份及其认同也从双重走向多元，不同身份及其认同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也从简单趋向复杂。

其次，在全球化叙事的场景之中，试图再用传统单一维度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来对社会个体的某种身份认同（比如公民身份认同）进行干预和强化的努力正在失去力量。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也来自个体身份分析谱系的转换。如图1所示，双重身份的分析谱系更多是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内部进行的，多民族国家既是主导和引领个体身份认同的主体，也是最主要的利益关切方——个体对于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强弱，在个体身份认同中的位次和影响，都将关乎国家的未来。然而到了全球化的叙事场景之中，如图4所示，虽然多民族国家在坐标扇面区域中依然处于中心位置，但它所拥有的实际能力和干预手段已经不足以覆盖到整个区域。事实上，全球化叙事场景中的个体身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生态圈层性质的存在，多民族国家的努力方向已经不再会是一统江山，而只是在这个身份生态圈层之中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存活的生态位。

第三，可以预见在全球化叙事场景之中，社会个体文化—心理维度身份认同的成长空间与辐射区域会因其耦合性与渗透性而被不断放大，在个体身份的生态圈层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双重身份分析谱系出发，文化—心理维度的身份认同既离不开多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结构，也离不开民族共同体这一群体归属。而文化—心理身份认同的这种耦合性特点会在全球化叙事场景中被放大。同时，由于文化—心理性状与社会个体对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外部适应状态息息相关，进而也会深刻影响社会个体的内部意义系统，包括信仰、价值观和观念认知，这种渗透性特点会逐渐发展成为特定群体的思维模式，强化社会个体的文化—心理身份认同。

第四，社会个体身份分析谱系的这一转换也更加明确地向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诸多结构化挑战，终究会在社会个体身份认同的维度显现出来。以往学界在讨论全球化叙事对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冲击和影响时，无论是超国家、跨国家还是次国家层面的纵向挑战，还是社会实体组织与网络虚拟社群的横向挑战，大家更多注意到的是一种外在结构化的挑战。经由个体身份分析谱系转换的视角考量，可以发现这些结构化的挑战其实都暗含一个内在的逻辑，那就是社会个体的国家认同会被这些外在的结构化挑战所稀释，从而让基于国家认同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根基遭到破坏。这一判断和我们在全球化叙事中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相符合——全球化时代维持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加，影响和破坏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还在不断增多。

总之，全球化叙事场景中的社会个体面临普遍身份焦虑，这种焦虑既是全球化叙事导致的必然后果，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刻影响多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分析表明，围绕“政治—法律”与“文化—心理”维度形成的双重身份分析谱系向以两个维度作为坐标轴线而形成的扇面散点身份分析谱系的转换，是个体身份问题历经民族国家向全球化叙事变迁的可能分析框架。本文不揣陋见，希望这些不成熟的思考可以为学界有关社会个体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