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前往西北实地考察，为期一年。他辗转于河、湟、洮、渭诸流域之间，先从回汉聚居区逐渐进入汉、回、藏等多民族聚居区，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了西北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共存共生的社会状况及其内在关系。在繁忙考察中，他将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观察、阅读和交流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阅读了大量有关民族边疆方面的论著、西北地方史籍和西北考察游记，将书本知识与现实观察相结合，加深了对汉、回、蒙古、藏等民族的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确存在种种差异和矛盾，但也存在和睦相处的情况和统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核心基础。他与服务西北的青年、地方文化名流、政府官员、传教士和普通民众进行各种形式的交谈，在与各阶层人士的民族知识分享与传递中获得了此前从未关注到的大量民族知识，填补了不少知识盲区。与人交谈更是借助“他者”突破时空限制，拓展了知识获取的渠道，尤其是大量有关西北民族的显性特征和隐性知识，彼此印证，相互补充，修正和深化了他对西北民族社会的认知，为他反思“民族”概念做了充分的知识铺垫。西北考察获取的民族知识最终成为他阐释“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理论的重要知识来源。
关键词：顾颉刚；西北考察；民族知识；中华民族是一个
每一片土地都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元素，西北地区集聚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无论是久居西北的当地各民族，还是不远千里前往考察的中外旅行家，他们无不对西北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喟叹不已。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托前往西北地区考察。从1937年9月29日—1938年9月9日，“性好游览”的顾颉刚“登名山，渡大川，吊故城，搜残碑”，盘桓于洮河、渭河、大夏河、湟水流域诸地，“所经县市凡十有九”［1］。尤其在兰州、临洮、康乐、临潭、卓尼、夏河、临夏和西宁等地，他与汉、回、蒙古、藏等族民众多有接触，见识到多样少数民族文化，与政、军、商、学等界人士多有会谈，加深了对西北地区多民族社会的认知和理解。为期一年的西北考察中，顾颉刚获取了大量有关西北的知识，视野大为开阔。虽然他此次作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对考察甘肃和青海的教育负有专责，但他也对边疆和民族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此次考察的所见所闻使他深切地认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巨大危机，亟须一种理论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化。所以，考察结束后不久，他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理论，将“久蓄于心”的想法加以系统阐释，并将此次考察定位为第五次关注边疆民族问题，“也是印象最深切的一次”［2］。可见，西北实地考察获得的民族知识，成为顾颉刚民族理论建构的重要知识养分。
目前学术界非常明确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重要性，也做了很充分的研究，但对这一理论与其西北考察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挖掘尚有不足，专文探讨的仅有赵梅春和杨红伟两文［3］。已有研究集中梳理顾颉刚西北考察活动及对其学术研究和思想观念带来的变化，国外学者亦有所论及［4］。事实上，这些变化都源于他考察中视野的开阔，以及知识系统的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尤其是考察中获取的大量民族知识丰富了他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不过，学术界忽视了他在考察过程中获取民族知识的途径和过程，故笔者对读《顾颉刚日记》和《西北考察日记》等资料，分析顾颉刚在西北考察中获取民族知识的方式、过程和结果，以期帮助我们理解顾颉刚思想认识发生变化的知识谱系和寻绎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知识来源。
一、西北实地考察中观察入微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因缘际会前往西北实地考察，初次涉入西北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社会就对国家、民族和边疆等问题充满了关怀。他刚踏进西北某省境内，“立刻看见白墙上写着‘民族自决’四个大字。我当时就想，在这国事万分艰危的时候，如果团结了中华民族的全体而向帝国主义者搏斗，以求完全达到民族自决的境界，我们当然是大大的欢喜和钦佩；但倘使他们只想分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求达到自身富贵的私图，对于我们统一的政府喊出这个口号来，那么这位领袖人物就不免成为溥仪和德王的尾随者了，这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吗!”［5］100这个口号深深刺痛了顾颉刚的内心，他感受到西北边疆和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急迫性。这反映了顾颉刚在实地考察中非常注意对细节的观察，希冀在微毫中探识西北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社会的真实面目。
在西北各地考察时，顾颉刚先后参观了众多不同类型的学校、祠庙、寺院和其他名胜古迹，感知了当地社会概况。在深入外县和农村考察，尤其在临洮城乡考察后，他对西北的民族成分、宗教状况和民族关系等，“方有真正之了解”［6］。虽然顾颉刚很早就对西北有所关注，但从远处的遥望根本无法触及西北的内在机理。例如，他对回族、伊斯兰教和回汉关系的认知，多是从《禹贡》上刊载的相关文章、与北平回族人士的交谈和阅读中获得［7］。深入西北亲临其境，才使他对西北的感知更加明确和细致，故有“真正之了解”的感触。
甘青地区有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和基督教等众多宗教，且各宗教内又分众多派别［8］。自马明心创立伊斯兰教新教后，“新教终立，老教渐衰”，但也存在新旧分歧现象［9］。顾颉刚在夏河访问祖该寺后，知晓藏传佛教也存在诸多教派，有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等之分别。虽然顾颉刚在西北地区访问的藏传佛教寺院几乎全属格鲁派，但各寺院又分属不同的系统。塔尔寺、拉卜楞寺、禅定寺、黑错寺各属一个系统，拉卜楞寺和塔尔寺各自分领一个系统，黑错寺属青海同仁隆务寺系统，祖该寺不属于拉卜楞寺系统，且与诸寺相异。祖该寺的“喇嘛不衣僧服而穿便装，惟剃发耳”，信众转动经筒和绕走经堂的方向是从左而右，与其他地方完全相反［10］。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传教士亦在该地区传教，顾颉刚在所经城镇中皆见有基督教会，每至一地也会参观教堂和拜访牧师。这些外国传教士来华数十年，“既不立学校也不办医院”，散发藏文版新旧约，旅行布道等。顾颉刚怀疑这些“久下功夫”的传教士动机不纯，提醒政府应多加注意和提防，还建议要发展社会教育，“为流动性质，取牧师之宣道而代之，务求普及”，以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应对民族危机［11］。实际上，顾颉刚对外籍传教士前往西北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的认识和把握并不完全准确，外国传教士在甘青民族地区设立医院、旅馆和学校等方面，也有一些作为［12］。但顾颉刚迫于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而集中注目于他们的“危害性”，将他们引入民族危机和边疆安全的政治性议题中。
甘青有汉、回、藏、蒙古等众多民族，各民族与各宗教彼此结合，形成分殊，回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藏族和蒙古族则深信藏传佛教。顾颉刚在考察中对回、藏等族民众的虔诚信仰和强大的宗教势力深有感触。回族男子多戴小白帽，女子多戴头巾，皆严守伊斯兰教教规，恪行“五功”。蒙古、藏等族民众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则以寺院的宏伟建筑和堂皇屋宇体现得淋漓尽致。顾颉刚先后参观的塔尔寺和拉卜楞寺都属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规模宏大，有严密的管理组织和教学体系，有僧侣数千，仿若一所大学。政教合一体系下的这些寺院还拥有大量土地和人口，所收农产和赋税甚多，数量远超普通县份，加之蒙古、藏等族信众的家财最终都集中于寺院，故而寺院资财富可敌国。当俯瞰拉卜楞寺全景时，他为之惊叹，“此寺区域大于北平皇宫，其璀璨亦逾于皇宫，金银珠宝之饰尤较皇宫为甚，殊有黄金铺地之概。该二百数十年来安多区蒙、番民之财富尽流潴于此矣”［13］。塔尔寺和拉卜楞寺都是西北地区蒙古、藏等族民众的信仰中心，善男信女不远万里皆来朝拜，行匍匐礼将数寸厚的木板磨光穿透［14］。当听及蒙古、藏等族信众不远千里一步一叩而来时，顾颉刚更是对他们的虔诚信仰叹服不已。
民族与宗教的结合以及相互之间形成的差异使得民众各有分殊，加之交通闭塞和思想观念等条件限制，彼此间产生了各种矛盾。顾颉刚从卓尼前往临潭旧城途中，碰到若干回族民众扶老携幼，跪在他的坐骑前哭诉，因受族际冲突之苦而“生活无依，请中央救济”。顾颉刚并不是什么中央要员，但族际冲突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已印刻脑海，深怀同情的他只好安慰说:“予非治民政者，回省时当将此情转达主席，请主席谋之。”作为回族重要聚居地的临潭旧城，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使这里满目疮痍，“颓垣断壁，如在墟墓，今城内只住两户。城内外居民，本有二三万人，乱中多逃亡，留者不及什一，而又失其耕地”［15］。
顾颉刚从经历和观感中敏锐地察觉到复杂的民族关系之下潜藏着重重危机。“汉人文化较高，执政者多汉人，往往利用其地位以事夺取。回与番则好勇嗜斗，不惜以微嫌肇大祸。地方上有事，本不牵涉种族问题，然而此族之不幸恒猜疑彼族之阴谋，甚至一室之中数人聚谈即谓之为开秘密会议以对付敌方。在如此之杯弓蛇影之心理下，无日不作相斫之酝酿，酝酿既久，遭逢一发泄之机会即生大乱矣。西北所以三十年一乱，其故在此”［16］。不同民族依靠国家政治权力、宗教权力等互相争衡，彼此猜忌，并且，民族、宗教和政治权力相互缠绕，无论哪一个层次上的矛盾都会给西北地方带来巨大危机和混乱。此外，民族贸易中的商业欺诈和不公则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蒙藏地方与内地间的商贸多依赖于能操蒙藏语言的汉、回商人，一些商人在族际贸易中坑骗顾客[17]。顾颉刚认为“此类商人唯利是图，事不厌诈，毫无国家观念”［18］。个别商人奸诈行为的恶劣影响，在矛盾重重的民族关系中被扩大和泛化，致使蒙古、藏等族民众将对商人的恶感引申为对汉族的恶感。这严重有碍于民族的团结和进步。
随着考察逐渐深入，顾颉刚也认识到西北地区并非所有的民族关系都呈现出尖锐对立之态，它既有地域之分，也有层次之别。夏河县汉、回、藏等民族关系就比临潭、卓尼一带融洽很多。夏河陌务的藏民接纳了从临夏和临潭等地迁来避难的汉、回民众，彼此相安［19］。在夏河拉卜楞镇，顾颉刚看到当地藏、回、汉等族民众相处和睦，拉卜楞街市上，“汉、回、番人俱有，各服其衣冠，各度其生活，虽语言习惯颇有差池而无损于情感之融洽”。无论是大夏街小学、拉卜楞藏民小学，还是拉卜楞女子初级小学，不同民族学生同校上课，“汉人小学有藏人，藏人小学亦有汉人”，民族之间的和谐状态完全不像临潭那样动辄分出彼此［20]。汉、回、藏的融洽相处也造就了拉卜楞多种宗教的共存共生，拉卜楞寺旁边就建有清真寺和道观等［21］。可见，甘青地区多样的民族宗教形态很容易被直接感知，民族关系的矛盾与和洽也比较容易察得。然而，顾颉刚在短暂考察中以敏锐的目力探知它们有类别之差、层次之分和地域之异，这得益于他满腔热忱下的入微观察和善加比较。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风俗习惯，顾颉刚在西北考察中有所亲身体验，其中对藏族习俗感触最深。他前往夏河县甘加仁爱游牧藏族的帐房访问，首次进入帐篷的他对四壁置放的累累麻袋充满好奇，以为是粮食，询问后方知是用作燃料的牛马粪便。主人以酥油茶招待，“主妇敬客，撮牛粪擦碗，注茶以进”。详见此状的顾颉刚感到非常不适，虽自诩“最能随遇而安，至是竟不能下咽”［22］。游牧藏族用牛粪擦碗是在水资源匮乏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惯习，他们视为常事，亦不觉与其卫生观念相悖。来自内地的顾颉刚从小受现代卫生观念的熏染，自难接受牛粪擦碗之举。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习惯和卫生观念在帐篷中相遇，顾颉刚“乘彼他顾，泼其半于地”，成为应对藏族风俗中“不饮不恭”的无奈之举和折中之法。
他还善于将所见所闻加以比较，去思考蒙古、藏等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他在草地遇到劫匪后，开始反思宗教信仰与蒙古、藏各族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1936年，九世班禅喇嘛返藏经过拉卜楞，当地民众“皆罄其所有以献，家资既尽，无以卒岁”，一些人遂以劫掠为生，致使匪氛大炽，民众不敢远游。顾颉刚认识到“以笃诚始而以劫杀终”的现象与佛教的劝善宗旨相悖［23］。他在拉卜楞寺前的市集上见到经商的藏族皆为女性，进而思考藏族女性的家庭地位。在一些藏族家庭中，“男子非念经便打猎，非打猎便劫掠，无他事也;而女子不独饲畜、治家、打柴、背水、作酪、织呢，即筑屋、种田亦皆为之”［24］。顾颉刚的观察非常准确，无论史籍还是1949年后的民族地区调查资料都有证实，藏族妇女在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拥有财产和财产继承权［25］。她们包揽了社会生产劳动，既操持家务，又创造经济价值，其辛苦程度远甚于男性［26］。汉族男子则是全家的经济支撑，辛苦劳作，占主导地位。藏族家庭内部分工与汉族家庭几乎完全相反，一些民间流传的谚语也反映了汉藏民族社会中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差异。
此外，藏族的葬俗有火葬、塔葬和天葬等分别。喇嘛中地位较高者采用火葬，活佛等大德高僧采用塔葬，“高拱寺中，长受香火”，普通民众则施天葬。死者被送至天葬场，喇嘛做仪式后，让成群的秃鹫啄食，速尽为良。这与汉族入土为安的葬俗相异，与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更是截然不同。顾颉刚步入天葬场，为眼前之景颇感神伤［27］。藏族男女的恋爱观念比较开放自由。1938年7月7日，顾颉刚与北京大学毕业生刘克让拜访了有着“拉卜楞皇后”之称的翠郎错。翠郎错为藏族姑娘，长相艳丽，家中富裕，擅长音乐，对汉文化仰慕綦切，“久欲择一内地青年而嫁之，苦于无至者，所至者官与商，年皆长矣，又不为其意所属”，举止温雅的刘克让与她一见钟情。事隔一天，翠郎错令女仆“来招克让，荐枕席矣”［28］。藏族姑娘的自由开放、直接迅捷之举令顾颉刚惊愕不已。
汉藏风俗的确存在很多差异，在当时藏族风俗常被内地汉族认为野蛮未开化，顾颉刚亦不能外，但随着深入考察，他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他在给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的报告中写道:“刚未到番地时总以为番民尚保持其野蛮之习惯，未受文化之陶冶，及亲涉其地，见其平民彬彬有礼，亦无赤贫之家，其寺院则精美弘伟，逾于皇宫，其喇嘛埋头治学，献其全生命于经典，为之矍然以惊，皇然以惭愧。”［29］亲见之后，顾颉刚对藏民野蛮和粗鲁的“印象”随即烟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待人礼貌，建筑宏伟华丽，尤其被喇嘛们的治学态度和献身经典的精神深深打动，惊诧之余则是自愧不如。可见，顾颉刚善于观察和思考，将汉藏各民族习俗加以具体比较，凸显了汉藏文化差异，并对西北民族文化有了更多学理上的认识。尤其明显的是，他对藏族民众的认知经历了从不了解到逐渐了解、从贬谪到褒扬的转变历程。虽然他并非对所有藏族习俗都予以褒奖和夸赞，但这些转变充分体现出他对西北民族的认识逐渐深化。当然，这一切都直接源自他深入西北地区的实地考察及在考察过程中的察微知著，且善于比较，勤于思考。
二、阅读：繁忙考察中手不释卷
身为学者的顾颉刚酷爱阅读，行程中他查阅有关西北的专著、论文集、地方志、杂志和报纸等多种类型的文本，钻研西北历史、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知识。可以说，他对西北民族的了解就是从阅读开始的。他在主办《禹贡》半月刊和在禹贡学会出版边疆丛书等时，就对西北地方社会有所关注，尤其对西北边疆和民族等方面内容涉及最多［30］。随着“西北开发”和“到西北去”的声浪日高，不少人前往西北游历考察，写成的日记、笔记和报告等数量很多，或载诸报端，或印刷成册。虽然这些调查不乏走马观花，或摘抄他人实地调查数据、年鉴、公报和政府报告中的信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外界展现出西北地区多民族社会的诸多面向。顾颉刚从这些文字中获取了大量信息，在脑海中形成了西北民族社会的大致轮廓。
在西北考察途中，顾颉刚一有空暇便手不释卷，一些地方人士手持集册向他索要序跋，他“于治事之余均一一应之，稍得暇即出箧书阅读”［31］。因此，他阅读到不少关于西北和民族方面的书籍，笔者根据他的日记所载统计如下:
顾颉刚西北考察期间阅读有关西北和民族的书单统计表
从上表可知，他阅读的书籍主要包括边疆问题文集、民族研究专书、地方史籍和西北考察游记诸种。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本是研究边疆问题的文集，但边疆问题又绕不开民族问题。作者虽按东、北、西、南的行政区划和地理空间来展开，但这些地域又基本对应着满、蒙古、回、藏、“夷”等民族［32］。张其昀《中国民族志》和吕思勉《中国民族史》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民族史志研究专著，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包括众多民族，汉族居处中原，其他少数民族分处四周，吕思勉还按各民族所处的方位分为东、西、南、北各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统合不同语言、不同风俗和不同文化的集合体和共同体，包括在历史进程中已融进了东胡、鲜卑、突厥等民族的汉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和回族等［33］。可见，在研究边疆问题时都无法绕开民族问题，在论述民族问题时又绕不开边疆问题，彼此缠绕使中国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但这些研究论著都意在提醒我们谨防外国利用中国民族之间的不睦，以民族自决为由，“假借援助弱小民族的美名，煽动胁迫中国边疆独立”，进而瓦解中国［34］。这种观点是当时众多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顾颉刚亦不例外，如他在禹贡学会出版边疆丛书的缘起中写道:“求民族之自立而不先固其边防，非上策也。吾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边地与中土之语言习俗，往往绝殊，徒以道里山川之穹远梗寥，而隔阂遂益增甚。”［35］顾颉刚深刻认识到中国辽阔疆域中的民众，彼此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国家危急之时要首先巩固边防，才能求得“民族的自立”。可见，这里的“民族”包括了“边地与中土”之民，统合了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实指“中华民族”，蕴含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思想意识。
顾颉刚在阅读中加深了对汉、回、藏、蒙古等民族的理解，尤其对各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和重要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1937年12月，他在甘肃学院图书馆翻阅《禹贡》半月刊的回族部分时认为:“回汉问题，无论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上说，或是从现在社会生活的协调上说，都绝非一个小问题……同是中国国民，竟象(像)是属于两个毫不相干或竟是互不相容的团体，这是怎样痛心的事!”［36］可见，他认识到族际间的矛盾、成见与隔阂会深刻影响社会事业的推展，也会影响“新中国的建设”，更会影响当时抗战建国、救亡图存的急迫使命。
1938年5月17日，顾颉刚读《洮州厅志》，从所载“同治兵燹，城池堡寨尽成灰烬，而洮地人民至今犹有孑遗者，皆番人保护之功居多”，得出了“汉、番情谊之笃”的结论，为汉藏民族团结统合找到了历史依据［37］。他读张文郁《拉卜楞视察记》，加深了对拉卜楞多民族宗教文化的认识，了解各民族因风俗、宗教和政教关系产生各种矛盾的缘由，以及作者描绘的建设拉卜楞的蓝图，认同发展教育对边疆民族文化提升的重要性。6月2日，他读康敷镕《青海调查纪略》，该书从民族、户口、畜牧、寺院、气候等各方面介绍了青海的概况，其中讲到一些藏族人将皮毛等畜产品销售所获厚利用以交换枪支弹药，毫不吝惜。藏族青年身体强壮，性情豪放，如果善加鼓励训练，其战力可为国家所用。青海西部水草丰茂，可借鉴历史经验进行移民垦殖。东部黄河两岸森林茂密，蒙古、藏等民族不懂培植保护之法，而任由商贩砍伐，“日形减少，近黄河处尤有濯濯之虞矣”[38]。看到这些内容，顾颉刚特意摘抄下来，且将青海藏族地区的情况推及眼前与之毗邻的甘南一带，认为地接俗同，藏族民众潜质有待开发，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须相得益彰，更不能引起民族冲突［39］。
书籍中的知识和观点丰富了顾颉刚对西北民族宗教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他已有的想法，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紧密相关，应提醒国人多加注意。中国各民族的确存在种种差异和矛盾，但也存在敦睦相处的情况和统合在一起的可能。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正在进行，应规避民族冲突和肆意妄为，进而互相沟通融合，减少甚至消除现有的族际矛盾，抵制外国势力的分化瓦解，完成抗战建国的重任。可见，他将静态知识与考察所得的动态阅历相结合，开阔了眼界;将历史知识与现实情状相互参照，提升了格局;将他人观察与自我观察相互验证，深化了理解。
三、交谈：民族知识的分享与传递
与他人交谈可以拓展知识获取的途径，它通过别人的观察、感知、思考和总结去触及自己因种种限制而不能达到的知识盲区。故而，与人交谈成为顾颉刚在西北考察中获取民族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每至一地，就有各界人士欢迎招待，他先后与甘肃省政府、青海省政府、甘肃省党部、青海省党部、地方军事长官、中央驻甘青各机构长官、行政督察专员、各县(局)长、各乡镇长、中小学校长以及报社记者、学生、商人和普通民众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流，填补了不少知识盲区。这不仅加深了他对甘青地方社会的认识，还丰富了他的民族知识库。
首先，与他交流民族知识的多是大学生，不乏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学生。他们分属不同的专业，以不同学科的眼光考察西北地区，所提供的信息十分丰富。与他们交流，顾颉刚获得了不少关于西北多民族社会的知识。他刚到兰州就与已考察宁夏、甘肃和青海的白寿彝等人见面，交流考察心得［40］。他在青海与南京蒙藏学校毕业生李文实多有交流，谈论青海的政治、教育等各界情形［41］。他从考察额济纳旗的周志拯处得知，日本人妄图拉拢额济纳旗蒙古王公，在西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进一步分化中国民族团结［42］。
其次，他多次与熟悉甘肃、青海地方历史的慕寿祺、张维和深通蒙古、藏等族文化的邓隆等文化名人交谈。慕寿祺所著《甘宁青史略》和《甘青宁历代大事记》、张维所著《陇右金石录》和《陇右方志考》等都是顾颉刚考察西北时的阅读书目。与他们交流不仅深化了认识，还能弥补书籍记载的不足［43］。
第三，他与布道甘青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亦多有接触。顾颉刚西北考察过程中，“所经各城镇，皆见有基督教会”［44］，他多有造访，与传教士也有交谈。1937年10月7日，他前往临洮福音堂访问牟牧师。12日，他与费、宋两位牧师谈论藏族相关的事宜，“益动亲涉之兴”［45］。10月28日，顾颉刚访问西宁天主堂，与德国籍神父海春国(P．MatthiasHermannsSud)有所交流［46］。1938年6月19日，顾颉刚在夏河黑错参观福音堂，与宣道会美籍牧师胡启华(字荣亭)交谈。24日，他前往夏河拉卜楞的神召会教堂参观，与牧师有简单交流［47］。经过交谈，他得知传教士们“既不办学校，又不立医院，问教士则来中国已十余年、廿余年，问教徒一县不过十余人、廿余人”［48］。传教士为深入多民族社会，“不但穿中国衣服，而且带了红结小帽”［49］，“女子为适应环境达到她们的任务起见，亦如番女似的在头上梳了七八十条辫子”［50］。他们学习各民族语言，翻译、印制和散发藏文、阿文等版《圣经》和传教手册［51］。他们“常以送礼物为接近的媒介”，与藏族往来密切，甚至有外国传教士给藏族提供枪械，“为番民照像(相)，如番人中有鼻高眼深的，即说他原是西方人，以种种甜词蜜语来作分裂离间的工作”［52］。另外，顾颉刚还在传教士那里看到“他们画的地图，把我们的行政区域改变了”［53］。通过访问和交谈，顾颉刚深刻感受到外籍传教士深入西北多民族社会的动机不良，助长“西陲民众”分裂国家的意识，对既有的边疆民族危机更是火上浇油，进而疾呼国人要多加防范，积极应对，否则“将国非其国，民非其民矣”［54］。
最后，他在考察路途中多与地方长官和普通民众进行交流。前往临洮之前，顾颉刚就听闻临潭、卓尼一带是汉、回、藏三族杂居之地，社会情况颇为复杂，遂计划前往。临潭县长黄俊三前往临洮会见顾颉刚，大致介绍了临潭情况，邀请他前往考察。等顾颉刚抵达临潭县城后，黄俊三将详细内容告知，“临潭番地等于放弃，县府中实当增设第三科，掌理番民之事，以推进中央教化”，“本县为汉、回、番杂居之地，新城汉人多，旧城回教徒多，而番人则其旧主焉”［55］。因此，顾颉刚比较详实地得知了该地民族分布的空间格局和地方治理状况。
其后，他从冯霞波和宋克家那里获知喇嘛级位，“初读佛经者号为和尚;和尚经打衣(藏语，佛家举行功名庆贺典礼之名)后成罗汉，罗汉经压床考试认为合格，经打衣后谓之高僧;高僧死后灵魂不迷，再生曰姑俗;姑俗死后灵魂不迷，再生曰活佛;活佛则世世转生，由寺院卜得赎回”［56］。可见，藏传佛教僧侣层级较多，晋升很难，以致社会阶层比较固化。尤其是活佛代代转世，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富裕的私人财产和优渥的教育条件，活佛家庭亦会因之荣贵。寺院是藏族社会中唯一教育机构，僧侣是唯一知识阶层，故普通藏族家庭都会有男子出家为僧，陈陈相因，几成定制。临潭一杨姓藏族，“其家有一祖母、一母、一子、一女，子作喇嘛，遂延其师于家供养之”。顾颉刚从汉族的习俗和观念出发，认为这个颇有资产的家庭并不希望其子入寺为僧，以致绝后［57］。而事实上，藏族虔信藏传佛教，非此不足以光耀门楣，不足以架起家庭与寺院、信众与神灵间的桥梁。至于后嗣，他们往往通过招婿来解决[58]。可见，藏传佛教对藏族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
在临潭旧城，顾颉刚与一位曾经商25年的商人交谈，得知旧城是民族贸易的重要商业城镇，其商贸“东至陕西，更沿江海而达津、沪，西赴青海，南抵川、康，北及内外蒙”，不同种类的商品拥有不同的贸易路线和路程。难得的是，他还从该商人口中了解到青海果洛地区的概况。果洛位于甘青川康四省交界之地，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陌生，在当时国家地图上仍是一片空白之区，是顾颉刚考察西北所渴望闻知的地方。果洛分为若来、阿机、郎瓦等12个区，果洛的西北为乔科喀松，分为纳尔马、点马等4个区;果洛的东北为拉尔的宁陕姆，分为欧拉赖雷的、卓尔该尼马2个区；果洛之西、乔科喀松之西南为昂哇(或昂巴)，其地域辽阔，统治者为女性，民兵整齐，装备较良，战斗力强［59］。顾颉刚了解到果洛地区大致的部落构成及周边部落情事，这填补了他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果洛地区)的认知空白。
在拉卜楞，他与几位从拉萨朝圣归来的当地藏族信众交谈。他们笃信藏传佛教，前往拉萨朝圣之心甚切。虽然父母以道远途艰未许，但他们仍私下结伴前往。他们“既无行装，又无马匹，又无盘缠，仅凭一点诚心上路，途中乞食以充腹，无食可得即忍饿，夜则和衣睡地上;经大水五十余，皆无舟梁，借他人之马以渡，无马时即止水边，待征夫至而请之”，走走停停，历时一年半［60］。顾颉刚对他们的虔诚信仰和艰难朝圣之举肃然起敬，认为他们历经的千难万险超过了唐代西行求法的玄奘法师。
可见，顾颉刚在西北实地考察中，喜欢与人交流。虽然因口吃而不善言辞，但他仍与在西北考察和服务的知识青年、地方文化名流、外国传教士、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等进行了交谈，以致交谈成为他西北考察中十分重要的方式。他借由交谈，从与众人的民族知识分享与传递中获取了他此前从未关注到的大量民族知识，加深了对西北民族社会的理解，填补了他在该领域的认知空白。交谈突破了实地考察面临的客观限制，收获了其他途径所难以获取的知识，推进了顾颉刚对西北民族社会的充分认识和思想转变。
四、结语
顾颉刚在汉、回、藏、蒙古等多民族和多宗教的西北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他在考察中将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观察、阅读和交流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它们帮助顾颉刚比较有效地获取了民族的显性特征和隐性知识，使其对甘青两省的民族状况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丰富了他对“民族”内涵的理解。
作为观察者的顾颉刚先从回汉聚居区逐渐进入汉、回、藏等多民族聚居区，通过观察捕捉到甘青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共存共生的复杂状态。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彼此之间的差异比汉族地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更加鲜明。并且，大致相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的不同地方性知识、生产生活等与不同的民族性格、民俗习惯和权力关系相互勾连，生成了复杂的民族文化关系和民族社会关系。顾颉刚以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民族关系存在类型、层次和地域的差异，剖析了产生这种差异性和复杂性的内在根源。他在西北考察前阅读过一些与西北和民族相关的书籍，在考察行程中仍手不释卷，继续阅读了大量有关边疆民族、西北史地和西北旅行方面的书籍。书中一些观点证实了他的观察和思考，更多内容则深化了他的认识，尤其帮助他领悟到各民族关系的形成，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实利益之争。他在考察中与不同身份、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借他人之力获得区域地理、部落构成、民族关系、民族贸易、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认识，接触到“本地者”的经历、感知和想法，突破了个人存在的时空限制，填补了知识盲区，拓展了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视野。
尤其是甘青特有的地方性民族知识在亲身考察中被不断感知，各种生动故事和现象跃然于他的眼前。耳听所获与阅读、观察所得的知识在考察中汇聚于他的头脑中，它们彼此印证，相互补充，各自存在的“虚”“实”亦被不断契合和修正。从修正范畴来看，他原有的“知识体系”已经接纳了西北民族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在接受程度上看，他掌握了特有的地方性民族知识，从一个对西北民族的瞭望者和想象者变成了近距离的观察者，从望远镜的俯瞰变为显微镜的剖析，进而有关甘青地区各民族的显性特性与隐性知识皆融汇于顾颉刚的认知系统之中。可见，顾颉刚通过观察、阅读和交谈真正进入西北民族社会生活，以最直接的体验去感知“民族”的丰富内涵，获得了甘青地区各民族的显性特征和隐性知识。这些都帮助他从丰富的地域文化中抽离出“民族”的实质性涵义，为进一步反思“民族”概念和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做了很好的知识铺垫。所以，西北考察才成为他数度关注民族问题中“印象最深的一次”，西北考察获取的民族知识也成为他阐释“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重要事例和知识来源［61］。
按，作者王志通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西北区域史、边疆民族史。原文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