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是当代国家治理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这些治国理政智慧，不仅在历史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增强其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骨气和底气，还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资源，需要我们在扬弃中加以继承与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2017年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2021年，中央宣传部正式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具体落实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这些重大战略举措，对于传承中华文脉、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一、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智慧
“仁政德治”是中国儒学和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政治理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曾指出，在中国，民本和法制思想自古有之，几千年前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现在，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吸收中华法治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借鉴世界各国法治的有益做法。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与治国理政智慧的提炼
文化是当代社会最复杂多义的词汇之一。文化通常被视为一个民族整体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表达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法与说法的统一。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指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社会。按照学界的约定俗成，通常把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化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在5000多年的文明传承中，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特意味的文化特质。
一是历史悠久，在五千年历史传承中文化始终没有中断，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二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形态框架内形成较少变化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秦汉到晚清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虽然文化形态上绚丽多姿、色彩斑斓，但社会结构基本上未有大的变化，或者变化较少。对此，梁漱溟、冯友兰、李泽厚等先生都曾有过详尽的论述。
三是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体多元的文化形态。从地域上看，既有黄河文明，也有长江文明。从思想形态上看，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儒、释、道多元文化互补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四是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且同化能力极强。孔子曰：夷狄之入中国，则中国之。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诉求民族认同，中国追求的是文化认同。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如“远人不服，必修文德以来之”，而非种族中心主义的传统，所谓“华夏”“夷狄”之分主要取决于文化上的认同，这一教化传统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形成了中国文化精神中极具凝聚力的“和”—和合、中和的思想，而不是具有强烈攻击性和侵略性的价值取向。正是中国文化不排外的包容性，经由文化价值认同使广大民众团结起来，生成了中华民族没有侵略的文化基因，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意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特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王巍先生从文明视角作了概括：第一，历史悠久，延绵不绝；第二，土生土长，自成体系；第三，满天星斗，百花齐放；第四，多元一体，互动交流；第五，汇聚辐射，百川归海；第六，祖先崇拜，宗法制度；第七，以玉为贵，将玉比德。（王巍：《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家图书馆编：《大国精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77页）
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特质和文明基因使得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把“仁政德治”视为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政治理想，并以此为内核演化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这些东方智慧凝炼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宇宙观（自然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和而不同、贵和尚中的文化观，诚实守信、厚德载物的道德观，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天下观。对此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核心思想理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这些思想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是当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在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中担当了社会主导性的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样是今天国家治理实现善治的重要精神资源。
中华人文精神。中国之为中国是文化的中国、人文的国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中华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这些人文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同样是滋养当代国家治理实现善治的厚土与人文环境。
（二）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智慧的践行
笼统地说，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智慧的践行，可以概括为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集中显现为对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之道”的遵循。“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价值哲学概念，所谓天道就是探讨天地的来源和自然的法则；人道就是探讨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它最集中地显现为儒家的“仁道”观和道家的“天道”观。“仁道”抑或“人道”主要论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准则或者社会关系的原则，儒家思想教人在积极入世中实现“家国同构”的人生抱负；“天道”思想主要阐述的是自然运行的原则或者宇宙运行的法则，道家强调在顺乎自然之本性中使社会安定。孔子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旨在把仁爱作为理解和建构世界的出发点，由此开出了中华传统文化最高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内圣”就是修己，即在生活与各种人伦关系中提升自己的修养，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人来讲，仅仅修己是不够的，还要追求“外王”，达则兼济天下。所谓“外王”就是通过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在积极事功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把在治国、平天下中实现仁道视为自己的使命。这种“内圣外王”思想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一种气象，这就是张载有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政治文明追求，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治国理政智慧中浓厚的“以德治国”思想，深刻影响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在孔子看来，治国理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用行政的手段引领百姓，用惩罚的手段管理百姓，这种方式虽然有效，但难以让百姓自觉认识到违反这些规矩是可耻的。百姓尽量避免受惩罚或制裁，但终究是缺乏羞耻之心。一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用道德引领百姓，通过礼加以规范，使道德成为一种自觉遵循，百姓就会明白违反道德是可耻的，不合乎礼是可耻的，这样就达到了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效果。这种思路体现了孔子以德治国的理念，是古代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理想主义。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如果一个人依靠德行、道德治理天下，就如同北极星一样，会被群星拱卫着。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治国理政的最美好境界。
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固然有着专制的特点，但在君臣共治的权力结构中并非僵化的铁板一块，始终有着些许开放包容的可塑空间。可以说，正是中华文明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汲取域內和域外的文明成果，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的文化创造，孕育了“和而不同”的治理思想，才成就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历史上，宋代朝政称得上是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沈括曾经说，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据说宋太祖曾经立有誓约（见曹勋《松隐集》）：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可以说，“不杀士大夫”，“不罪言事者”，是赵宋“祖宗之法”中经常被征引的内容。相对来讲，宋代的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士大夫也多受到礼遇，对国事有发表意见的空间，君臣共治的权力平衡带来了宋代社会的繁荣。
历史地看，中华传统文化治国理政智慧中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形成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有利于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仁政德治”思想，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等安定祥和的时代。这些治国理政智慧作为文明基因一直规范着中华文化、国家统治的基本走向，也是今日现代化视域中国家治理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二、中华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智慧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其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更是今天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资源，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说到底，文化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生成于古代中国的特定时空条件下，它作为一种重要资源需要和当代条件相结合，经由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融入当代国家治理实践，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坚实根基。
孔子的仁学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与政教体制等产生深刻影响，是以德治国、政教合一制度文明的思想基础。孔子的克己复礼所弘扬的“周礼”，是指西周初年确立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孟子讲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强调内在的道德品质是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只有“不忍人之心”才能“行不忍人之政”，才有王道仁政。儒家在反躬自省与为己之学中，使“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以尽孝、尽忠、廉洁奉公作为官吏考核、升迁的尺度，从而成就了“内圣外王”的文化理想。同样，作为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知行合一思想主要体现在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中，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即“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情义处即是知”，所谓道德乃是一种个体的自觉行为，从中延伸出的新意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作为当代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能力有着诸多借鉴和启示意义，但在转化中更要赋予现代性内涵。也就是说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仅仅依靠道德、崇尚自然的清静无为远远不够，更要依靠法治进步和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更要尊重个人权利与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自孔孟到宋明理学，儒家普遍强调“有治人无法治”的思想道统，往往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意识、独立人格的尊严，形成了压抑人的思想的流毒；此外，儒家过于抬高“内圣”的道德理想主义，导致普遍性的“行政能力不足”的空泛性，有着把政治能力泛化为道德伦理主义的弊端。这些思想的流毒和弊端在今天的国家治理中必须肃清，走向法治和治理善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价值取向。因此，在治国理政智慧的现代性转化中，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发挥道德引领作用，更要恪守法治底线。对于当代国家治理来讲，对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强化法治的底线意识，而对“关键少数”则需强化道德引领作用。子曰：“政者，正也。”为政者，首先要端正自己，才能要求别人；自身不正，难以要求别人正，要躬身修己。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中指出：“惟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对于治理天下国家，如鸟之有翼，如鱼之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意思是说，对于统治者来讲，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就像鸟离不开双翼，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得之则生，失之则死。这对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治理能力仍是必要的，是古代中国传统治理观的鲜活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从古代中国“轻社稷、重民本”的思想到当今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从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思想及其现代性阐发，都有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思想的智慧。但同时，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一定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路，使之与时代条件相结合，形成新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始终是当代文化创新坚持的方向。事实上，任何要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解决当代所有问题的做法，不仅在实践上倒行逆施，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无法自圆其说。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特质，正是无所不包的文化品格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并在文明的赓续中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立足现代性视野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深入发掘和阐释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正在经历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中华文化治国理政智慧所蕴含的精髓滋养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尤其需要以世界眼光弘扬文明共识理念与文明相互通约意识。当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是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情怀中追求世界共同价值。
（作者范玉刚，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