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前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并确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体系的边界和文化思考的半径，为文化反思提供了契机，成为其全面文化自觉的起点。以政治转变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视为整体，以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为纵轴，以文化的时代性为横轴，以二者的交叉点为原点自觉建立自己的文化坐标，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体系，并以此为标准重新审视和评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方案。作为文化自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又将文化的“民族性”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首位。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自觉；文化坐标；民族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作者】张淑娟，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江苏徐州，221116。陈宪章，大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辽宁大连，11660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互动研究”（16BMZ003）。
1840年以降，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思想经历了两次历史性转变，即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再从文化自觉过渡到文化自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也伴随着近代中国整个历史进程，反映了民族精英面对异质文化的挣扎与选择。201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四个自信”，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了十八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用“文化自信”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基与文化血脉。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纵观近代中国 100多年的沧桑巨变，文化的起伏最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定意义上，在近代中国“所打击最甚者也是最难复兴者正是 ‘中国文化’”。近几年对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经形成一个研究热潮。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回到中国共产党全面文化自觉的源头，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对中国共产党全面文化自觉的促进作用作为切入点，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文化自觉的开端，正是这一意识形成过程使中国共产党从时代需要出发，开始认真思考传统文化之于当时中国与未来中国的意义，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形式与内容、价值判断与选择等相关问题。作为文化反思和反省的结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被完整提出，而作为全面文化自觉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民族性”被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首位。
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确立
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断入侵激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以民族独立和民族建设为基本诉求的民族主义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底色，因此近代也成为中国民族双重构建的起点。日本全面侵华将中国人的抗争推向极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从而划定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社会动员的最大边界”。这样，“中华民族”作为精神空间与以既有疆域为基础的政治空间相对应，成为当时主要社会力量政治想象和实际运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从以强调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世界无产阶级整体利益，逐渐转变为关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同时，肯定和强调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利益，将国家与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以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为基础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与这一原则相对应的民族国家建设思想逐渐形成，与民族国家思想形成过程相对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确立。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在政治实践上首先表现为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将其作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的切入点，也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础，而其中的“民族主义”主张更是两党握手言和的前提。早在 1924年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就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这就对“民族主义”的内涵作出清晰表述，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国家，并划定了中华民族的外部边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一大之“三民主义”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民生主义，是与共产党的主张相容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继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三民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共产党方面，十年 （1927年至 1937年——引者注） 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并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国共合作后应颁布共同纲领的重要内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场合对“三民主义”的反复强调，一方面与一直以“三民主义”忠实继承者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拉近距离，寻求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作为孙中山事业和革命精神的继承者，为自身的政治转变寻找到理论依据，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寻找入口。
以“三民主义”话语体系为基础，对应地，中国共产党开始创造性地接纳和使用“中华民族”，丰富的政治实践和历史契机为其接受“中华民族”符号，并从内涵和外延上进行全面阐释提供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成为完整‘民族’概念的全部要素：历史动因，形成机制，神话过程，文化结构，以及一系列政治文化符号”。不过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和接受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中华民族”只指汉族到所指不确定，再到“正在形成中的“近代的民族”，从“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最终，“中华民族”被视为各民族的统称，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处于不同层次，两者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一改之前所指不确定或者两者既可“联合”又以“分离”的平行并列关系，“中华民族”地位得到提升，既高于各民族又与各民族存在密切关系，成为与既定疆域及政治空间对应关系的现代民族 （nation）。从此，“中华民族”在“三民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框架中。“中华民族”符号及其内涵与外部边界的确定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源，但是，要将具有巨大逻辑力量和统合能力的现代民族符号转化成实际的动员力量还需要填充符合时代需要和民族特征的具体内容。
能够提升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自信和抗战热情的内容显然主要来自民族发展的最深处，“在民族的核心处，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一堆叙事；这些叙事包括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 （国族） 英雄的系谱。在民族起源处，我们发现民族起源的故事”。随着抗战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进行抗战宣传，挖掘和动员一切资源为抗战服务。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开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重要的政治资源，辛亥革命、孙中山、“三民主义”都成为重要的宣传符号。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纪念大会、座谈会，发表纪念性文章、社论，发布通告、标语口号等各种形式，总结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宣传全面抗日救国的主张，进行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宣传。“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文章和社论中，分析了民众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只有发扬民气，唤起民众，组织民力，才能动员和组织整个民族力量抵制日寇的入侵”，并对如何唤起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提出具体建议：“尽量发挥人民的作用，使人民的意见，获得表达，受到尊重，人民的力量，有所表现，受到重视，使民国之为民国。”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明确将轩辕黄帝称为“中华民族始祖”，规定每年清明节都到黄帝陵举行祭祀活动，祭祀黄帝陵成为一种凝聚共同民族情感的国家仪式，完成了对血缘起始者所具有的本源性和终极性在程序上的认证，具有血缘关系的后人获得了资格上的正当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身份、权利、责任。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7年4月5日，国共共祭黄帝陵，毛泽东起草的《祭黄帝陵文》中称“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从而正式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之始祖，国共在中华民族的族源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尤其重大，表明中国共产党高扬的民族主义之旗日趋成熟。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要取得抗战胜利，就要动员全国各民族参入进来。从1939年到 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每年都举行隆重仪式公祭成吉思汗，将他视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民族英雄，成为号召各民族团结抗战旗帜。1940年的祭文如下：“懿欤大帝，宇宙巨人，铄欧震亚，武纬文经，建国启疆，几倍禹迹，伟烈伟猷，今古无匹。满蒙同系，同出炎黄，祖宗之烈，民族之光。救国救种，旨在团结，阋墙燃萁，庸奴自贼，中山遗训，五族共和，尔毋我诈，我毋尔虞……奋赴同仇……愈战愈武，艰难无限，胜利在前，坚持猛进，敢告在天。”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为各民族共同的事业，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和社会基础。经过一系列努力，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了中华民族构建中的框架性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需要，自身实力增强并不断调整自身定位的过程。最终，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中国既有领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形成过程，也是对传统文化从否定到接受并进行重新叙述的过程。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文化自觉提供了契机
中国共产党全面文化自觉始于对传统文化的正视与反思，传统文化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与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形成相一致，“按照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重塑民族历史，阐明民族起源，阐明其过去辉煌，告诉世人‘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为身份的表征和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因此，不光需要对民族主义进行形式表述，还需要丰富的内容填充“民族”的内涵，才能凝聚全民族力量，激发民族热情，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进而统合成巨大的实际力量，而民族传统文化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和素材。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实现了从策略性使用到“认知”的转变，重新审视和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逐渐转变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从观众变成演员，从全面否定到批判继承。角色的转变直接带来关注重点的转变，这些身上有深刻传统文化烙印的共产党人在关注文化的时代性的同时，开始关注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因此，与上述政治行动并行，改变之前基本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将其作为彰显中华民族特性与连续性的标志性内容，传统文化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力量的基本素材。
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接受并冷静思考传统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赋予中华文化以明确的边界，也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考的半径，边界与半径的确定为其全面文化自觉提供了逻辑前提。从成立至1935年之前，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甚至包括以批判传统为主要特点的“五四”运动也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五四’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所以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历史上曾尽了革命作用的思潮或运动，到后来成了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五四’亦复如此”。因此，认为“五四”运动“需要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中国共产党更多地关注强调文化的革命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革命本质的坚持，也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认识不够成熟和深刻，对文化的认识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站在中国传统文化旁观者和批判者的角度整体性地否定传统文化，还没有走进传统文化。
1935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共产国际的斗争策略也进行了调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战线”。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进行了策略调整，起草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该文件中提出“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的口号。同时，王明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是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了。”“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中国共产党政治态度的转变，尤其是对传统文化观点的转变显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思考的某种重大转向，虽然这只是策略性转变，但是却是文化反思、文化反省的重要起点。从此，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基础，逐渐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思想和革命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是一个文明体系、无明确边界的开放体系。近代，随着政治上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在文化思想上也完成了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也适应这一转变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赋予中华文化民族性，也确定了中华文化的边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显然，“民族的”指“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边界，而新民主主义文化边界的确定也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坐标提供了思考半径，“中华民族”成为时代语境下讨论“新文化”的载体。
其次，将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建立文化坐标，确定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并以此作为文化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标准，确定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将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作为纵轴。以文化的民族性为基础，以语言、习俗、行为方式、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等要素及相应的价值符号作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纽带，作为维系民族凝聚力和提升民族自信心的主要思想资源，也作为民族认同和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将文化的时代性作为横轴。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侵略与剥削，必须强调文化的时代性，为了满足时代的需要，必须创造新文化，新文化“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其中的“新经济”力量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经济力量发展一致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买办文化相对立，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服务，为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服务。将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和时代性交叉，就形成了文化坐标的原点，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这一纲领进一步引申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以这一坐标作为文化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标准，确定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态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主要围绕“爱国”和“民主”两个主题形成文化判断和选择的机制与准则。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表态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全面审视传统文化的大门，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要求全党都要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要给历史以科学的地位，并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接受，到进行具体剖析和辩证分析，对传统文化内容鉴别和选择，张闻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指出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对旧文化的挖掘、改造，可以成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旧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旧文化中这种文化因素，即是过去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这种文化因素在民间流传特别广泛丰富。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收旧文化’。所以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显然，这已经从“策略”性使用到认真反思并开始确立文化认同。一方面对封建残余的贻害保持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传统文化中能够激起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内容，“我们不需要五四以前那样单纯的反封建。就是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它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不顾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我们不需要五四时代那样对旧戏持完全排斥的态度，我们还需要现在被禁止上演的那一些东西。我们要排斥和忠君同类的盲目服征的思想，但如果有人讲民族气节，我们仍可以接受它”。“民族的文化是要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的民族自然也有可贵的传统，值得我们加以发扬。但这并不是指腐败的传统，而是指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所积累下来的优秀的成果，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五四运动时代，以及大革命时代的革命传统。要把我们祖先这些光荣事业继承下来，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把它发扬光大。”面对日本的大规模入侵，“爱国”“自强不息”“为公忘私”“舍生取义”等文化表征就成为基本的价值标准和筛选机制对传统文化作出选择和叙述。
对西方文化提出了要“中国化”的观点。对西方优秀文化要采取开放的态度，“然而不是生吞活剥的简单接受一个死东西，而是要把它种在自己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接受外国文化，是为要给中国本身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得到一个好帮手。我们现在还缺少真正建立在中国民众生活上的文化产品，我们现在还缺少好的文艺，好的戏剧，具体化的理论，以中国的实践为内容的哲学等等。一切真正民族的文化，都需要在我们今后更切实更深刻的文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这显然是对西方文化“中国化”的最早表达，也表达了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适应中国“气候和营养条件”，从而创造出能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时也指出，“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并指出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主体地位和主体性选择的重要性，“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本国实际和本国需要是判断和选择西方文化的基础，最终目标是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提出能指导自己实践的科学理论。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抑或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确定进行文化评价的价值标准，这是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前提，何干之认为应该用最新的文化成果整理批判旧的文化和思想，“一方面保存着中国文化史上最精良的传统，一方面又接受西洋文化的最新成果。……扬弃旧的文化，接受新的文化，应用最新的文化成果来整理批判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同时又发扬光大新文化体系”，他主张新文化应该是“一种辨证的或有机的综合”。艾思奇对文化选择和新文化体系最终形成充满信心，“因为它有新的基础，那就是全民族的自觉”。在与旧思想和思潮划清界限的基础上，提出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在确保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选择，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服务抗战及其他各项事业。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纲领的“民族性”内涵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特别是基于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的一部分，进而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切体认，中国共产党又将“民族性”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首位。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文化自觉的内在关联，本部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内涵从特殊性内涵、边界内涵、内容内涵和形式内涵四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民族性”的特殊性内涵。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同地域、不同人群造就不同文化，这些文化在性质上或发展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存在差别，既有古今之别，也有内外之别。而到了民族国家时代，在对外关系方面，通过有别于其他国家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记忆、历史传统等文化“民族的”特点强调彰显自己的特殊性，说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突出文化在维系民族认同中的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挖掘传统文化价值的积极实践者，“坚持文化上的民族性”“自己民族的特点”“自己民族的历史”“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来智慧的结晶”“学习民族的历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这些响亮的口号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文化自觉的重要表征。“民族性”的边界内涵。以中华民族整体作为边界和界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这一边界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确立整体宏观的文化思维，建立科学的文化坐标，进而形成完整的文化纲领，确立文化的价值标准，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处理与各种文化和思潮之间的关系。
“民族性”的内容内涵。毛泽东首先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内涵：“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张闻天也指出：“抗日、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推翻三座大山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显然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全民族力量。根据需要对历史文化进行选择和重新叙述，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在内容上的核心要义。
“民族性”的形式内涵。毛泽东谈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形式，指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就形式而言，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群众需要“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文化要贴近群众，通过群众熟悉的、喜欢的方式才能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也才能生根发芽成为群众自己的文化，也才能迎来文化的真正繁荣。
余论
与中国共产党政治观念的转变相适应，在文化上实现自觉，这恰恰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文化体系的边界、原点、半径确立起来，文化的“民族性”与之前对文化“科学化”“大众化”的认知相结合，自觉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坐标和文化体系。
从此，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路更加清晰顺畅。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评价当时的政治观点和文化思潮，如“三民主义”“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中体西用”等问题时，标准更加清晰，也更趋于理性。在全面文化反思和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与激发民族自信心和团结精神的思想文化斗争有机结合起来，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增添了新力量。以全面文化自觉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为后续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成熟，认识并理性审视自己的文化，理解其他文化，反观自己并确定自己的历史方位，抓住文化发展的规律，制定相应的文化政策，并对未来文化发展做出合理规划。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目标依然强调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38年，艾思奇指出：“如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不能同时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能谈民族道德的发扬，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式的、形式论理学的曲解。”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也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发表的 《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 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须坚决实行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独立解放，走上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国际主义的运动，才能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国际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上的政治彻悟和理性分析，也是对文化“民族性”的深刻体认与辩证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