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民族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的重要契机和路径。共同体是一个更具有包容性、更符合人类情感、社会生活与发展目标的理念。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继承创新
一、两个共同体思想对民族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是关系国运与中华民族未来的人心工程。二者联动,能够加强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提升中国软实力,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十八大以来,中央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重要国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我们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4]。
共同体的团结相比于传统的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来说,其进步意义在于超越了基于单一的族性而构建的人群团结。因而,共同体精神无论是在多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国际社会,都是一个更具有包容性、更符合人类情感、社会生活与发展目标的理念。作为现代意义共同体,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以共同体为目标的国家、民族建设和国际政治生态建设具有现代治理价值和深远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道路与核心价值,在内部较好地处理了民族问题,值得关注和总结的理念之一就是共同体精神,在治理理念上体现为包容、平等、团结,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进团结———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精神[5]。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上之所以具有相通性,是因为二者都包涵由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的治理理念等所构成的共同体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所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6]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主动进行国际秩序建构,为促进国际秩序更为安全、友好、和平、正义、互利,促进全球治理的有效性、正义性,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一带一路”的倡议及其实践,践行了这一理念,表现为我国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输出的方式,而是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治理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理念相结合,建立一种尊重他国文化与政治制度、平等正义、互惠互利、协同发展,实现相关国家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建构更合理与良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有利于全球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促进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组织及人民团结协作、进行全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现今中国,改革开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内容,其目标是实现国家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民族团结、人民团结在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发展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表现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市场经济下更为充分深入,各民族在职业、社会阶层、情感、居住的互嵌程度上进一步加深,在国家软实力提升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中华民族自信心更强等方面。同时,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建造内外部和谐、共生、共荣、共享的政治人文生态,为中华民族的百年发展奠定基础。
综上,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加强两个共同体的联动研究,指导推动民族研究的深化发展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有利于我国民族研究、民族发展、民族团结事业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衔接。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主题,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经验,该主题的研究需要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凝聚了少数民族人心,各民族共同革命,实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走上了独立自强的道路。经过建国后的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以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平等、文化发展、文明建设与认同等方面的构建得到夯实,并形成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相适应的特征与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增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随着我国的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56个民族在内形成各民族共学、共居、共乐的和谐民族关系,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强。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快了扶贫战略行动步伐,通过“五位一体”全方位地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央提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指明了方向。
(二)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困难和挑战使得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十分迫切。民族研究领域应主动对国家认同、国家能力、国家软实力建设提供智慧和做出贡献的重要路径。大力推进“五个认同”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大力推进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工作和实际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性加强:国际上的民族主义浪潮、移民、难民问题,宗教极端主义、民粹主义,以及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不力所导致地区与全球治理难题;西方霸权国家的海外军事干涉和政治干预激化族群冲突、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在全球引发安全困境;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下,人们的认同、利益意识增强,社会阶层分化,民族流动人口增多,一些边疆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等。传统的民族事务治理正面临新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新时代的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显得愈发重要,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能够并将继续发挥作用。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领域应进一步发挥好自身作用,致力于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以四个全面为指导,五位一体,实现56个民族在政治发展上的共同进步、文化上互相尊重、包容差异、交流交融;经济结构平等互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环境上的共生和谐。加大对于民族团结和共同体的研究,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与民族团结。
(三)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研究是新时代民族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的重要契机和路径
中国的民族研究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几代学人深入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奠基的。费孝通指出,在上世纪50年代的田野调查、民族识别中,他亲自感受到我国的少数民族作为实体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一事实基础上,当时按照民族出版了55册少数民族调查报告。这也开启了近现代史上中国政府和学界对于我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最为详尽的研究,为我国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费孝通指出,他也一直在思考,只按照族别进行民族研究是不够的,应该加强各民族关系的研究以及中华民族层面的研究。这个思考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在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费孝通呼吁了加强中华民族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7]。总的来说,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增强对于各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势在必行。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是联动内外,能整合与推进民族研究的学科发展,使新时代民族研究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能将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研究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动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的行动结合,分享经验价值,互相促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人类社会的共商、共建、共赢,提出后,得到了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但也存在不够理解甚至错误理解的现象,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大国,具有包容差异、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通过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五位一体等行动,在改变发展滞后地区面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所包含的“包容、平等,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团结”的价值理念在一带一路的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实践十分重要,但是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阐释还很不足。
目前我国民族研究的科研院所、学科门类十分齐全,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从历史与现实都进行了研究;具有一大批研究民族事务治理的政治、政策、语言、经济、文化的人才,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同时,该研究领域也存在重视族别研究、整体性研究视野不够的问题,如基于民族本体的历史、文化、经济、语言等现象性研究较多,对于历史现实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事发掘与整理不足;对于民族政策的具体研究较多,对于民族理论与政治的基础研究不足,对于民族政策与国家发展、国家治理、国家能力互动的的宏观理论研究不足;民族研究的一些领域学科视野狭窄,研究方法传统,存在与整体的社会科学前沿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衔接不足,以及民族研究的时代性、前沿性不足等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研究,将有利于改变这一局面。
(五)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能够有效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讲话的精神,增强相关研究领域的中国主体性和话语权,提升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经验在国际上的解释力、话语权,有效反驳和化解一些国外势力歪曲我国民族政策,防止其通过民族问题影响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民族性与时代性:“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研究,能够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信,促进民族研究和在主体性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推陈出新。
三、以两个共同体为视角进行的民族研究学科体系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新的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4]以共同体为视角推动民族研究,要体现民族研究继承发展与创新的原则。自十八大以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及习近平在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等,推进了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其中有很多理论热点,使得我们在研究中要进一步领会,并且需要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高度进行发展和创新。
(一)“不忘初心”,以两个共同体为视角的民族研究要继承总结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与根本原则,继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1.坚持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最新的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4]。共同体的建立基础,其内部结构是以组成单元(包括群体与个体)的相互平等为基础,其沟通与联系的机制是民主、平等与协商。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共同体取代了以往的各种宗法组织、封建专制机构。无论是种姓制度、宗教剥削制度,还是官僚资本剥削制度,都无法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立是以废除旧的阶级剥削与民族压迫制度为基础而建立的,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4]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进行的民族研究,要始终坚持民族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就无法使各民族以平等的身份构建共同体;以共同体为视角进行的民族研究,要进一步促进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依法解决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2.坚持民族团结,坚持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民族团结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成就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与少数民族人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很早就开始探索建立少数民族自治政府,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并且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道路,即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制度化解决方案,也是在政治上团结各民族于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的伟大创举。在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学术研究及贯彻落实方面,应始终铭记“不忘初心”。世纪之交,我国民族理论曾有过不少争论,例如,有提出“去政治化”论,有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论,对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质疑。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民族理论基础概念上的研究与回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争论可以休矣”。如何贯彻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群策群力,不断总结经验,进行完善。但是,这些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完善不能违背初心,不能违背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道路、基本经验,而是要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以两个共同体为视角的民族研究要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必须加强民族理论基础理论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民族理论基础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4],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离不开在民族理论的基础概念与理论上深植本土的创新研究。例如,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在民族识别过程中结合、但没有完全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是经过缜密的调查,结合历史、社会、语言等综合因素进行识别认定;在20世纪90年代,民族、族群的定义争论中,中央适时地出台了“十二条”的民族定义。学界也在民族概念、民族政治哲学、民族政治学等方面加强了中国民族理论与政治的基础性研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提出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石榴籽”等一系列创新性理论,促进了民族理论与政策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升国家软实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话语”[8]。
例如,有学者指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党和国家基于中国多民族国情、政情提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话语,也是对新中国70年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就中我国各民族精神层面上形成的共同体的准确表述。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一体而形成的中华文明为文化基础,以近现代史上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结合形成的“民族精神共同体”为思想基础,以中国共产党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理论、制度、政策及成就为政治基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涵着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显示出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设方面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路径,显现为一种多样性与包容性结合、国家建构与民族建设并行、传统文明与现代精神结合的复合性民族精神[8]。
(三)以两个共同体为视角进行的民族研究要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就必须紧密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研究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民族事务治理
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最终要强起来的阶段,是面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提出的,对于国家治理更为民主、更为科学、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民族事务的治理也体现了要随着国家发展和治理的进程而与时俱进,民族事务治理必须强化共同体的理论站位与实践路径,才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进行。
第一,要将民族问题与国家建构、国家治理、国家发展统筹进行研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民族问题的范围从地理范围上已经遍及全国,民族事务的复杂性增强,需要全社会和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通力合作,统筹协调。以共同体的视角进行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就不能把民族事务的责任只放在民族事务专门机构或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非民族事务部门也要拓宽视野,主动协调,众志成城,做好民族工作。
第二,民族研究要服务于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要将前沿的、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社会化推广,使得民族问题得到全社会的认知理解。其次,要以规范的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将民族研究与其他社会研究同步发展、进行学科对话,使得多学科共同研究民族问题,形成民族研究话语的集成效应。再次,运用前沿的新的研究方法,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决策咨询。此外,还要加强共同体视野下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如精准扶贫,城市民族问题等。
(四)以两个共同体为视角进行民族研究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要处理好多元一体的关系,摈弃或多元、或一体的二元化思维,筑牢“多元一体”的全知识结构与思维体系
以共同体进行民族研究,我们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精确概括———“在长期的交流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4]———深化理解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处理好国家建构与治理中“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多民族国家为数甚多,这些国家的历史传统、国情政情各有不同,但毋庸讳言,自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以来,在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还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博弈中,民族问题都是评估一个治理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一个民族团结、民族关系和谐的国家,无论是在国家形象、国家软实力及在国际体系中都更具有优势,也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如何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下,通过制度创新、治理能力,融多元于一体,成为一个国家构建认同、构建民族共同体的重大命题。国际范围内先后出现过熔炉主义、同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比例代表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注重以政治文明的方式,既保护多元文化权利,又要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共同体的建设。
从我国提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界的反响十分热烈,研究成果也出现了井喷之势。但是,在当前的研究中,还需要加强一些基本的理论认知,其核心在于正确把握多元一体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这段话论述了多元与一体互相成就、彼此促进的关系[9]。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只强调多元,以本民族和族群的利益、文化、价值为最高诉求,无法将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建构的命题和视野有机地结合在自身的研究中。二是只强调共同体,以“一体化”的思维偏颇地理解共同体,将所有单个族群、民族文化的研究误解为对共同体的违背而人为设置藩篱。这种二元思维的本质是没有认识到多元与一体是互相成就的,而是错误地认为二者是互相割裂的,夸大二者的紧张关系,无法把握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核心要旨,在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实践中忽视了如何着力促进二者的互相成就,导致难以找准推进工作、聚焦研究的中心、发力点,形成无效工作或负面效应。
以上这两种偏颇认识发生的根源在于对于共同体理解不到位,如何正确全面认识,我们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精确概括深化理解,即“在长期的交流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就是说,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其目标依然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不是“一体化的中华民族”,也不是“多元化的中华民族”,只能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包容性更强,代表着多元的发展更有生机活力,代表着56个民族都更加繁荣富强;凝聚力更大,代表着各民族更团结一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包容性越强,则凝聚力更大,更加展现大中华有容乃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优势,这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富有生机与活力。
如果中华民族成为一体化、均质化,就失去了共同体的活力,以及多元汇聚的动力。当然,包容多元并不是实行无序的多元文化主义。在中国,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依法处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五个方面[4],就绝不会走向无序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是能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
我们必须坚持以上五个方面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而不是以其他任何途径,无论是“去政治化”“一体化”还是无序的“多元文化主义”,或照搬他国政策制度、路径方法,都是理论不自信,不坚定的表现。民族研究学界的重要担当,就是为保障落实以上五个方面的坚实路径提供基础知识和思想教育。全面地将多元和一体有机统一起来,是民族研究学界必须继续解答和完成的任务。
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是一直孜孜以求的先行者。例如,费孝通先生曾经“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于是“建议聘请一批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来民院执教,并推动民族研究。这个建议得到领导上的同意,而且确是向这方面走出了一步”,同时,他又看到,“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一层面的问题在教材教学中有所欠缺,因此“我又建议在课程里应当有一门综合性地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课”,因“过去确是从来没人从民族的角度有系统地讲过中国通史”,“最后我无可奈何只有自己上台试讲了”。[10]以上体现了费孝通先生全面看待多元与一体,同时在教学与科研中身体力行、躬耕拓荒、搭建桥梁,建立全体系知识结构的努力,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思维,而不是或多元、或一体的二元化思维。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深入阐释我国包容多样,承认差异的民族问题价值理念,凸显其在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促进中国国家的软实力的意义
我们一方面应该珍视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要总结经验,防范风险。为此,必须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为基础,以近现代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五个认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必须常抓不懈,通过文化认同、爱国主义精神培育、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明型的国家,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方面,较好地将其与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一体的格局进行了传承。正如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的五种逻辑是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11]“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多元一体、包容差异、和而不同、追求善治这些传统的政治文化”应该继续传承与发扬。”[8]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观照,体现了一种理性的,在不同国家求同从异、寻求合作、共生共荣的意识,体现了“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先进文化观、文明观。中国关于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承认差异、包容多样”“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团结”[8]的理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相同之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建设与国际社会的外交合作是完全不同的范畴,但正如联合国旨在在全球促进国家、民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平、发展一样,任何国家都有责任为全球治理发挥正面作用,为全人类密切关心、共同面临的气候、减贫、消除各种不平等、共同繁荣做出努力,中国体现了大国担当和共同体情怀。一个经济发达、治理体系完善、国家建设成功、民族关系和谐、社会稳定的国家,更有助于其在国际上发挥正面的作用,推动全球正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同时,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的进步作用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的软实力,为国家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事实证明,中国成功解决民族问题,形成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为国家持续稳定繁荣奠定坚固基础,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软实力形成助力。因此,我国民族研究学界应该深入研究两个共同体,凸显其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价值引领作用,使繁荣发展的民族学研究成为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形成中国话语的重要力量。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是对中华民族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是新时代民族研究发展的契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价值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同样对我国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民族研究要具备国际视野,关注全球治理与人类社会的未来;要将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优势和经验形成理论话语,在国际上发声。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同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反对各种形式的激进民族主义,也防止同化主义及共同体研究的教条化,处理好多元一体的关系;既要加强有形的物质的共同体建设,更要重视抽象的无形的共同体建设;既要重视传统学科的积淀研究,又要与时俱进,拓展新的研究主题和领域,深刻总结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治理价值。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在内部继往开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理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治理体系、经验、价值,成功解决民族问题,建构国家团结,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贡献具有现代治理意义的思想。同时,在此基础上,在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领域,也以自身的软实力,引领和践行具有现代治理意义的概念和思想。例如,“一带一路”生动体现了我国平等、和平与发展的理念,其落实与展开将有利于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理念。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动内外的研究,能够推进中国的治理现代化进程,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提振与塑造中国人的共同体精神,在外,对于中国参与、推进全球治理发展并推进其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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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Studies from the Common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MA Jun-yi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re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and path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thnic studies in the new era. Community is a more inclusive concept,more in line with human emotions,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goals.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is of grea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enhancing China's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coordinat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verall situation,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ethnic studies;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hinese philosophy
作者简介:马俊毅(1973-),女,宁夏吴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编审,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