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理标准探讨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逻辑、价值取向与比较优势
欧阳康
[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发展历程。40 年的实践变革与理论创新很多，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也许是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并以此为价值导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的强大比较优势。通过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发展历程的思想境界、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世界视野和价值引领等方面的回顾与思考，可以探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逻辑、价值取向和比较优势。
[关键词]新时代 真理标准 国家治理 民族复兴 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4）。
1978 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思想解放、政治变革和改革开放进程，展示了哲学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具有的特殊指导意义。40 年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代。40 年来，快速发展和欣欣向荣的中国情景与世界经济下行，各国政治纷争，区域战争不断，一些国家甚至民不聊生等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具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40 年来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进步可以从很多方面去体会和总结，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最为重要的就是依托于中国全部历史进步而确立了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将其具体化为通过两个阶段去实现在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既神圣崇高而又现实可感的发展目标，由此形成了巨大的感召力和价值引领，从而构建起既有广阔世界视野又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彰显出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的巨大比较优势。这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P10)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思想境界、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国际视野和价值取向等多方位的反思与回顾，探寻中国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比较优势。
一、思想境界：在科学地认识世界与合理地变革世界的统一中占领当代人类精神制高点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也需要伟大的哲学。1978 年在全国上下广泛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引领了全党全国的思想大解放，引领中华民族由封闭走向开放，开启改革发展新征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作为新时代的思想起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更好地领会马克思的墓志铭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136) 所具有的特殊启示，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帮助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和合理地改变世界的双重价值旨趣，并在二者的良性健康互动中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与世界的两种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关系，也是人自觉有效地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两个最广泛和最重要方面。正是以实践为基础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价值整体地统摄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出其对于传统哲学的超越性，并获得了独特的革命性质和实践意义。一方面，立足于能动的实践基础而谋求对世界的科学性认识，要求人们尽可能客观真实和科学地认识和解释世界，另一方面，依据于科学认识和正确价值取向而谋求对于世界的合理性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人们尽可能合理适度有效地改造和变革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思想高度和功能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旨趣：客观科学地认识世界与合理有效地改变世界，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追求：真理性追求和价值性追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原则：真理性原则和价值性原则，并要求我们把二者内在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此而更加清晰地展示出自己所特有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路、制度和文化发展进程中不断进行实践变革与思想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思想理论优势。
40 年来中华民族的最大进步是思想进步，其标志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开展了全方位多路向的思想探索与精神创新活动。
一是深入发掘和重新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智慧，为当代中华民族寻找最为深沉传统文化之根，又努力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得以活化， 进入到当代中华思想文化体系，也使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变得更加深沉与厚重。二是向当代世界现代化的先进思想文化学习，为当代中华民族寻找最为先进的现代思想和发展道路借鉴，又努力使之适合当代中国的国情，极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意识和实践水准。三是回到马克思，探析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科学指导思想，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通过三种路向的积极探索为当代中国提供了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丰厚的思想资源，极大强化了我们的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价值意识，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思想智慧与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内在结合起来，既运用于指导当代中国实践，赋予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又立足于当代中国人民的实践进行全新的创造，实现了一种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通过深刻植根于传统，敏锐把握时代精神，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中华民族终于站在了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和价值的制高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先后产生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分别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问题，提出了新的思想理念和方法，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引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前述思想的自觉传承，也是其在新时代的重大创新，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就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方法论指导；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其近期目标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其核心价值而言，以人民为中心；就其世界视野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其发展阶段而言，通过未来两个十五年的阶段性努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其社会基础而言，紧扣人民不断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开展工作；就其国内举措而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其国际举措而言，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就其政治原则而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就其制度保障而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其实施途径而言，整合出“十四条基本方略”，等等。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无疑既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根基，又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也有世界现代化的时代精神。正是依托于这样三位一体的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令人自豪地站到了当代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依据于这些特殊精神优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并不断强化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
二、制度优势：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国构建科学坚强高效制度体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科学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支持。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从新中国成立起由第一代领导人建立的。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制度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中国成立近 7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坚持这些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内在结合起来， 创造出巨大伟力，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殊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最重要智慧和最成功秘诀在于，第一，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将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在现代世界的政党政治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近百年的老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经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苦难与荣光，将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领导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性变革，并且通过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创造出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领导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彰显出特殊的政治魅力。第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调动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热情，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第三，通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开展政治合作，汇聚当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包含着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多种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应当也有可能运用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通过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发展，有助于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极为广泛的领域，获得最为丰富的形式，发挥出极为重要的功能。第四，全面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和道德素养，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第五，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在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抓住“关键少数”，强化 “以上率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厉整治腐败，大力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保持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正是以上各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和整体性运作，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有效的制度保障。
三、经济体制：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下的万众创新激发经济社会 发展强大活力
强大的经济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4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优势。历史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经历了长期和艰辛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完全学习苏联模式，搞单一公有制，“一大二公”，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我们积极引进市场机制，经过“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在1992 年党的十四大上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年努力在 2001 年加入WTO，构建起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又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传承中创新，一方面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因素都以一定方式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广度和力度开展引进、探索和创新，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坚持政府以必要手段和适当程度的科学宏观调控，大力激发全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效能和制度优势。
第一，就所有制而言，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既保持足够强大的公有制，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又允许并支持外资、合资、民营、个体等各种性质和形式的所有制在中国发展，还发展出各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在当代中国建立起当今世界也许最为多样和开放的所有制体系，使各种所有制形式和各种经济资源都能在中国寻找到发挥作用的适当场所，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经济的运行空间和发展形式。
第二，就其经济运行形式而言，既有全面覆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努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以致决定性作用，调动起各种市场主体的巨大积极性和活力，但又不完全放任市场，保持着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宏观指导和必要政策调试，警惕盲目的市场化可能带来的破坏性作用，防止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致经济金融风险。
第三，就国际发展与国内发展而言，40 年来我们坚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引进来”和“走出去”这两个方面全面着力。一方面向世界各国全方位开放中国的消费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欢迎他们来中国投资，让中国成为世界投资热土，用巨量的外来投资发展中国；另一方面积极顺应世界和时代对中国的需要，积极地走出去，为世界各国提供中国产品，中国劳动力，中国技术，让“中国制造”走遍世界，成为时代标志。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根据中国与世界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我们更加积极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更是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发展空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而实现深度友好的合作共赢。
第四，就发展趋势而言，我们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认识、顺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以高新科学技术尤其信息化为导向， 以高质量发展作为目标，带动全层次生产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和更新换代，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创新创业本质上是对一代新人的塑造。通过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全民族尤其年轻一代的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塑造出一代代新人。
四、国际视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全球治理变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展开的，应当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与合作中得到更加充分和有效的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70 年前发表《共产党宣言》，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呼唤无产阶级革命，谋求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变成科学思想，唤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极大改变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20 世纪社会主义一度成为巨大阵营，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与资本主义激烈抗争，经历了自己的辉煌，却也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遭遇挫折。就在西
方学者宣布人类文明发展“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之际，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当代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代表了当代中华民族在其伟大复兴进程中所具有的高度人类意识、精神境界和使命自觉。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展深刻地改变着各地域、各民族和各国度之间的关系，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出全新的形态和特点，也正在引起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需要人们深度认知和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地球生命圈范围内生存繁衍的人们超越其地区、国度、民族、人种和文化差异，在其根本性的生存基础和发展前景上形成内在相互关联、彼此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格局。由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提出并努力推进，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发和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思想上来看，这意味着对于经济全球化所造就的当代世界格局的一种高度清醒认识。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展正在促进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原初的以家庭和种族为单位，经过以民族和国度为单位，形成以国度、民族、宗教、生态等复杂交织的格局，人类命运中的共性、普遍性正在前所未有地展示出来，有很多方面需要以人类作为整体单位来考量。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全新阶段，也是各国各民族发展都必须自觉面对的大趋势。
第二，从实践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全球治理提供最为根本和基础性的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当代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治理格局正面临着极为深刻的变迁，人类未来走向何方已经成为极为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格局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对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 是一个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就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维护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 保护和扩展中国的发展空间。
第三，从中国未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中国领导人提出和阐释，表明了中国发展所带来的与世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展示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背景，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间，使中国有可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建构作出更大的贡献。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学习和跟进世界现代化，努力拓展中国在既有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可能性空间，尽最大可能尽快尽好地发展中国；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以项目带动与各国交往，分区域突破，在世界总体复杂格局中逐步打破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封堵，开拓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新发展领域和新发展空间。当代中国的发展仅仅靠跟随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远远不够，必须努力寻求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型发展模式，以便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局限。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金砖国家体系，“一带一路”等正是以中国为主导，由“点”到“线”到“面”到“体”到“系统”等，逐渐拓展、深化、提升，通过加量来改变世界现有格局，为中国开拓发展空间作出积极尝试。我们要努力通过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进一步全面健康发展，与越来越多的国家良性健康合作共赢，构建新的跨国度合作发展道路，回应世界各国对于当前人类发展道路的疑惑，展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为不同国家对于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争取对于全球发展未来的话语权、主导权，引领世界文明发展方向。
五、价值引领：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进入了新境界。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中，我们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高度自觉的顶层设计，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历了高度自觉的认识发展历程和实践探索历程。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强化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引领功能。
首先，要深刻认识全球治理变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探索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所提供的机遇与挑战，更加自觉地把当前中国的国内事务与当代世界的国际事务高度自觉地融为一体，一方面自觉有效地把国内发展提升到国际水平；另一方面自觉有效地把国际事务融入国内发展。为此，必须科学合理地统筹世界和中国两个大局并推动全球治理格局和中国国家治理均向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从国际方面看，既要能够主动适应全球治理变局及其多维挑战，更要能够引领全球治理变局走向健康方向；从国内方面看，既要依托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也要能够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和高水平的“内外兼修”，并真诚谋求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赢”，我们才有可能在二者的有序有机结合上既加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作出更加积极有效的贡献。
其次，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治理体系的科学化进程。党的十九大对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3]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体系的整体升级与全新构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组新建力度最大的改革方案。 其全面性在于覆盖了中国党政军民学所有领域所有机构；其主导性在于以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中心重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其新颖性在于以强化中国国家治理的功能和绩效方面来考虑体系和布局；其深刻性在于触及当前从中央到地方诸多机构设置和干部命运；其复杂性在于打破中国体制机制运作几十年的惯性而开启全新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其前瞻性在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在未来相当时间可以依托和运用的创新性国家治理构架。
第三，要深度关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多样化发展并作出合理性评估，深入探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新时代国家治理所提供的机遇与挑战，大力探索良法善治的理论体系和实现途径，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进步之一是允许并鼓励一元主导基础上社会价值的多样化发展，中国社会的多样化价值格局得到极大拓展，价值的多样性状态也前所未有地显现出来：所有制形式多样化，生产方式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价值多样化，思想观念多样化，等等。这种价值多样性与中国的巨量人口、辽阔国土和多元民族等相交织而得到强化和放大。就其本质而言，多样化是天下大势、中国大势，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给了中国经济更多发展空间， 给了社会更多发展机遇，给了人们更多可能选择，给各方面以更大动力，给社会以巨大活力。社会价值利益的复杂性和多样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系等，这就造成了体系内部的思想理念和制度性冲突，呈现为复杂而又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需要体制性解决。在价值多样的背景下，实现“善治”目标，必须强化国家治理研究中的价值自觉与善治导向。要认真分析当前中国多样价值的状态：一是定性分析，看清在多样价值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原因何在，我们如何选择等；二是定量分析，看清不同的价值之“样”在中国占多大比例是合适的，各样价值在中国各有和应有多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三是定时分析，看清在多样价值中，哪些代表着过去，哪些代表着现在，哪些代表着将来；四是相关性分析，即在不同“样”之间，哪些是可以并列共存的，哪些是矛盾冲突的；五是代表性分析，看清多样价值各代表哪些阶层（或群体）的诉求，各有多大的数量和特点， 如何才能让每一个群体在社会的总体价值体系中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六是主导性分析，看清在多样价值背景下如何更好建构核心价值或主流价值，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社会共识的同心圆，促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