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我们，要为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在谈到今后的发展目标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前，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是否已经走到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央？在文化强国的建设中，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如何努力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民族学人类学自西方传入中国已一百多年了，至今这个学科仍然是以西方学界的理论方法为主要依托，在学科理论上，中国学界的独立性很少，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家的根基。为什么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还是处于这种边缘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几个原因是多年来笔者感触很深的：其一，缺乏自信，追求与国际（即西方）学界接轨很积极，却较少立足本土研究进行理论创新。诚如陈平原先生所说：“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二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1国际民族学人类学产生近二百年来，其理论不断发展，在西方产生了多个左右国际学界的理论学派，但至今未见一个产自中国的学派。这自然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界的自信被严重削弱有关。由于缺乏自信，未能下功夫深入研究和挖掘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民族学资源，由此造成学习外国很积极，继承和发扬自家遗产反而很难。其二，在与西方的交流和对比中，未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优势，未能目标明确、很自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世界性文化霸权是由西方哲学及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支撑起来的。民族学在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之内，从来不是如其所标榜的一个超脱、客观、中性的学科。身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国的民族学界应该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强国建设，这既是加快民族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民族学研究与创新的重大机遇。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有两个重要方面需要发扬。
1.在大方向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从世界观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国际民族学界历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西方传统民族学两大体系。自民族学创建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直受到多数西方政府和西方主流民族学界或明或暗的排斥，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二战以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推动学界产生了多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思潮，但其影响在国际民族学界仍处于边缘地位，在理论体系建设和研究成果上至今仍然是薄弱的。
从19世纪末至1920年前后，民族学被初步介绍移植到中国。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几乎全盘照搬了西方传统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到了20世纪40年代，经过多年本土化的实践，中国民族学界初步形成了重视本土化应用，重视历史文献，民族学与社会学理论方法相结合，提倡实证性社区研究等特色。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日渐形成了重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传统。但在旧中国，从世界观上看，民族学界多数学者未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从立场上看，他们在研究中多持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是“避重就轻，主张改良”。这些研究基本属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体系。
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历史就赋予中国民族学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使命，也就是创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中国学派的使命。西方主流的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尖锐的冲突。在人类社会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观察与分析，以及资料的利用等方面，有较多的相通与相互借鉴；在研究方法上，即在技术性的方法上是大体相同的，并无明显差别。但由于政治立场、世界观的不同，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解释上，在方法论方面，即哲学角度的思维方式上，则有鲜明的差别。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界一直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了阶级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等唯物主义方法论。要创建能够超越国际学界固有理论体系的中国民族学学派，还需要更多方法论上的创新。
2.在方法论上探索超越西方民族学
其一，在方法论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即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那些能够弥补西方哲学中偏颇和不足之处的思想方法。其二，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古典民族学、古典社会学遗产中的现代价值。其三，认真总结并汲取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理论和智慧，推进民族学理论的创新。
在推进民族学理论创新中，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方法论，强调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至今难以解决。这就是后现代思潮对传统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诘难和批判，甚至是颠覆性否定。一些持后现代观点的人认为，每一个人所理解的世界都只是一个被自己个体化了的世界，面对一种文化和社会，任何人的理解都是个体化的，即主观的。当人作为与客观对立的主体时，任何个人的认知产物都充满主观性，客观的认知永无可能。因此，他们认为，民族学人类学家们撰写的民族志实际上是由被调查者的主观陈述和调查者的主观建构混杂而成的双重谎言，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从参与观察、访谈、记录至写作，就是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扭曲事实的过程。假如事实果真如此，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无异于末世降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机？以西方哲学指导的民族学人类学方法论实际上存在着哲学思想上先天的明显缺陷。自古以来，中西哲学在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上有着明显不同。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中国较早的哲学思想比较完整地体现在周代《易经》中。这两种哲学都认为世界是二元的，对于人和世界来说，也分为主观和客观二元。中国人认为，世界的二元是互相依存的，人与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中国的“道”“太极”就是“主客一体”的一个整体。儒家、道家的自然观和世界观都是“万物一体”。西方的二元论则是天人互相分离的，互相对立的。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是对立的，即“心物二元”。到了近代，这种哲学将人类单向地对客观世界的探讨和顺应称为“理性主义”。主张知识的追求者与其要认知的客观对象必须做主客的划分，认知的客体是人类单向了解的客观世界，并相信有绝对的客观真理存在于客观世界。即认为人心、人的本性是非理性的，人只有单向地去了解客观世界才是理性的，才可能认识真理和世界的规律。时至今日，这种“唯理性”思维对当今科技的发展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到了20世纪初，在这种方法论推动下，在自然科学追求客观性的理想大获全胜的鼓舞下，西方学界把自然科学方法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追求方法论层面的“客观性”“科学性”。单纯套用自然科学“理性主义”的“客观”方法对人类社会所做的研究，其结果很多被证明是不够科学、不够真实和不够客观的。面对质疑和否定，一些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民族学（反思人类学）的学者提出了挽救民族学的所谓“诠释民族学”或“阐释民族学”，主张民族学的研究只能对各种微观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翻译和具体的注释，不可能进行普世意义的归纳。即只能从内部理解和描述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能从外部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和意义总结。也就是只能认识单独的个别现象，无法总结普世的意义、规律和理论。他们否认人性的共性，否认人在类似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会有类似的面貌。由此，从诠释民族学又发展为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民族学，反对普遍真理和规律的存在。这种说法一方面矮化了民族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仍然没有走出西方哲学主客二元对立、主客分离的方法论窠臼。
中国传统哲学指导下的方法论在主观与客观相通相融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其足够的生命力。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主客一体。西方之上帝，理论上是不可知的；而中国之太极，“内在于人性”，能够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中国人说的“道”（即宇宙世界的规律），可以统一人性与自然。人本身，人的身体、感觉，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本身的运行也是遵循自然规律的。人能够体会客观，了解客观，通过人与客观的主客互动，渐悟自然真理。这个渐悟，要有实践、思考、体味，不是主客对立的过程，而是主客互动的过程。自然与人性“道通为一”。中国哲学主张整体论，即在方法论上是用整体论去看待和研究世界的，主张建立一个既适合人性又合乎自然的世界。这种思维方式能够克服“理性至上”对人的异化，使理性健康合理的发展。
在民族学研究方法上，在分析客观现象时，应更多考虑人的主观处境与认知，即人本身对结论的影响，从人与外在客观世界、内外关系的角度去分析我们所见到的“真相”：其一，主张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整体论视角。具体来说，重视国际、族际、阶级与阶层之间关系的研究；重视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重视历史角度的研究。其二，主张对研究的事物开展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在综合研究中，与多数西方民族学者那种“孤独闯荡”“寂寞探索”的状况不同，我们更应该注重发挥集体调查合作研究的传统优势。其三，从人既是社会存在物又是自然存在物，既是社会之主体，又是自然之主体的认识出发，重视开展人性的研究，重视生态环境角度的研究，重视和谐社会建设角度的研究。因此，既重视客观世界、重视自然，更重视人。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科技为本，能够认识到科技的正反两方面作用，重视研究和解决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其四，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将中国数千年来传统文献中丰富的古典民族学、古典社会学的现代价值发掘出来，以丰富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因为这些古代文献多是在中国主客一体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对世界的解读，相信会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的社会有所启迪。超越西方哲学主客对立思维方式主导的方法论，超越以西方民族学理论方法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主客相依”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哲学思想，走出一条中国学派的道路，带动国际民族学界走进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是可以预期的。
注释
1.陈平原：《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商周刊》2012年5月28日。
来源：《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