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3期。

引用格式：周平.我们是谁：对中华民族的再认识[J].探索,2021(3):26-36.

周平，1959年生，云南大姚人，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兴滇人才奖 ”获得者，被誉为我国民族政治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以及《政治学研究》《民族研究》《世界民族》杂志编委。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出版著作、教材15部，其中3部分别入选《国家成果文库》、“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教育部“研究生教学用书”。发表学术论文190篇，其中24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民族研究》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权威刊物，23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民委问题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5次获得云南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次获得云南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摘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存在，其本质体现于多个方面。首先，中华民族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却是经过现代构建才具今天的形态，因而是一个现代民族；其次，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最终完成，并与现代国家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了国家形式，因而是一个国家民族；再次，中华民族的形成既符合现代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又依凭特定历史文化造成的因素，因而是一个复合民族；最后，中华民族既蕴涵现代民族所具有的国民性机制，又蕴涵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造就的族际性机制，因而成为一个蕴涵多种机制的民族。这样的中华民族就是一座历史-文化-政治资源的宝库，曾在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也将在今天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伴随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凸显，对中华民族进行全面、准确认知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中华民族是在一个宏大历史时空中形成和演变的伟大民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每个时间断面上又有多个不同的侧面。因此，对其形成全面、完整的认知难以一蹴而就。从现有的中华民族认知来看，就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一是把今天的中华民族与历史上的存在相混淆，将中华民族视为疆域内所有民族群体的统称，从而忽略中华民族的实体性；二是将中华民族与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相混淆，至多将其视为各个民族放大了的存在，从而忽略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属性；三是只看到今天的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的共同性，忽略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四是将中华民族与非国家形态的民族相混淆，忽略了中华民族蕴涵的一系列机制，不能对中华民族蕴涵的社会政治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这样的现象或问题表明，对中华民族形成全面、完整的认知这样一个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对中华民族的理论体系、历史叙事体系、话语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的构建形成了制约。

这样的状况与中华民族的凸显及其肩负的历史责任，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期待，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和进一步塑造的要求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对中华民族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形成全面、完整的认知，仍然是社会科学及其学者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从民族政治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简要的讨论。

1 中华民族是一个现代民族

要回答“中华民族是怎样的民族”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一点，中华民族是一个现代民族。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有“上下五千年”之说。不过，“中华民族”的称谓是20世纪初才创立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是新中国成立时才向世界发出的。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界定，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的确，今天的中华民族与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一脉相承，但却是经过近代的民族构建才具有今天的形态的。经过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中华民族具有了现代民族的本质，具备了现代民族的特征，从而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如果说，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朝着一体方向的演进，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古典形态的话；那么，近代以来构建成型的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

现代民族是与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现代国家并非一种特定的国家类型，而是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从人类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来看，今天处于此种地位的国家形态，便是近代形成并仍然具有全球影响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形成于世界的近代，其核心或本质在于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的结合。这样的国家形态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之后，尤其是随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建立，便具有了全球影响进而成为现代国家。与之结合的民族(nation)也逐渐具有世界的意义，成为现代民族，进而致使“民族”概念被广泛运用。这样的民族具有几个典型的特征：一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具有国家形式；二是由全体国民组成，国民共同体是其基础性的本质；三是有一个明确的族称，并成为国民认同的符号，国民则基于对族称的认同而结合为一个整体。

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民族”概念。但是，中国广大疆域的不同部分各有特点，人们为适应不同区域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促成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形成。而这些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又将疆域内的人口联结成不同的群体。这些民族群体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或围绕着王朝政权而持续互动，并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其“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但是，这样的民族过程在近代被打断了。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古老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无法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民族国家抗衡，从而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为了寻找救国图强之道，先贤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在经历了技术路线和政治改良路线的失败后，最终选择了通过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全面改造，进而实现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概念，被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引入国内。有日本学者说过，“民族”一词是梁启超滞留日本期间将英语nation译为日文汉字新词“民族”后，于1898年时输入汉语中的。梁启超在1899年所撰写的《东籍月旦》中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等词，始创汉语的“民族”概念。

“民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概念，而是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蕴涵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民族”概念引入时，中国国内既有一个呼之欲出的由国内各民族群体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起来的宏大族体，又有历史上形成的汉、满、蒙、回、藏等民族群体日趋活跃的现实。“民族”概念与这样的现实结合，便产生了持续的动员作用，进而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推动下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民族构建：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构建，另一方面是以少数民族构建为主的各民族的构建。其中，与现代国家构建相结合的中华民族构建处于主导地位。

“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梁启超引入“民族”概念后，又创制了“中华民族”概念。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概念或政治概念，而是为一个即将出现的宏大民族提供的族称。“中华民族”概念先是用来指称汉族，但遇到问题后梁氏又通过对“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划分，作出了中华民族是国内诸族“组成的一大民族”的论断，以“国内诸族”和“中华民族”两个概念分别指称多样性的民族群体和由其结合而成的更大整体。这样一个“合国内诸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同欧美国家的民族一样，成为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从理论上说，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认识选择的结果。”的确，“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

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国家的历史并开启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构建进入了实践阶段，并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相伴而行。一方面，为了适应民族国家体制对人口社会身份的要求，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对人口的社会身份进行了改造，将臣民转化成为国民，同时又将个体化的国民整合为一体。经过这样的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过程，社会人口在逐渐成为国民的同时，又在统一国家框架内和“中华民族”的族称下成为国民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相似的现代民族。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民族群体也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下和“民族”概念的影响下，一步步地构建成为国内的各个民族。与此同时，这些逐渐构建起来的民族，又在统一国家的框架内和“中华民族”族称下，凝聚成为一个更大的民族单位，成为一个由国内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样两个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所构建起来的中华民族，既是国民共同体，又是多族聚合体。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在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也向世界宣告“我们的民族已经站起来了”。时隔约40年，费孝通提出，“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费先生才作出中华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著名论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华民族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实体，并同时具有国民共同体和多族聚合体的双重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它与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真正的主权者，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

2 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家民族

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与现代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国家形式和突出的国家属性。因此，中华民族成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民族，即国族。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与它包含的各个民族“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与它包含的各个民族之所以会有层级上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国家形式，它所包含的各个民族则不具有这种国家形式。

广义上的民族，就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民族与国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但二者又相互联系、相互嵌入。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发生关系，甚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具有国家的属性。不过，民族的国家属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类型的民族中有不同的表现。从历史进程来看，国家这种政治结构或框架真正与民族这种人群共同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并从民族的角度来设置制度体系，从而与之建立起体制性的结合，则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之中实现的。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民族与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国家有了民族的内涵，民族有了国家的形式。因此，民族的国家属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经由民族国家的一整套体制机制而实现了制度化。

中国历史上各种民族群体的互动，皆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或围绕王朝政权而展开，深受王朝国家框架的影响，国家属性也因此而萌生。王朝国家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框架，它的整个国家体制、统治或治理方式及其蕴涵的国家伦理，皆与这样的社会人口结构直接相关，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了将不同的民族群体整合于统一的国家框架中而构建的。如此一来，国家属性尤其是王朝国家的国家属性、国家伦理等也就深深地嵌入各个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及其朝着一体方向演变的过程之中。不过，各个民族群体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个整体的方向演变，或者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古典形态来说，国家属性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的。

中华民族在构建为现代民族的过程中，实现了与国家(state)内在而有机的结合。与国家的体制性结合就是现代民族的本质要求。现代民族最早出现在欧洲，其前身为王朝国家的王权不断巩固过程中在其框架内整合起来的人群共同体。这样一个“被忠君的思想联结在了一起”的居民的整体，即为“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国家的主权由国王转移到代表民族的议会手中，由此便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于是，民族便与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现代民族。就其本质而言，“民族国家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因此，“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对于这样的民族来说，国家与民族结合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和本质性的。国家属性是民族的本质属性。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是在中华现代国家的推动下构建的，从构建开始便与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构建随之开始，但不论是传统延续数千年的臣民身份经过人口国民化的进程而转化或塑造成为国民，日渐个体化的国民又在国民整体化的进程中整合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国民整体，还是传统的民族群体在构建成为国内的各个民族的同时，又凝聚成为一个更大的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整体，皆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形成，并与民族国家的构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才最终形成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成为一个典型的国家民族，即国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就作为一个真正的主权者，有力地支撑起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换句话说，中华现代国家大厦就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的基石之上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在按照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而实现国家整合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主要生活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为关键。于是，在应对与之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之组成单元的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不断被提及和强调，相关的政策也不断出台。就连民族研究也仅“限于少数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凡论及民族皆指少数民族、民族政策皆指向少数民族的思维定势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却由于少有提及而被虚置和虚化。的确，“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56个‘民族’这一层面，其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但这只是表明，中华民族在认知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非中华民族的实体性被否定。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尤其是它的国家属性仍然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虽然“国民”概念自新中国成立时的《共同纲领》以后就未出现于其他正式文件中，但国家对国民权益的保障和保护切实存在，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凸显了中华民族作为国民共同体的属性。另一方面，对于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党和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维护其权益，所有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和中华民族大家族的巩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民族，一直在通过其国家属性发挥着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的功能。

由于与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并具有国家的形式或外壳，中华民族就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权者。中华民族也因此成为当今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主体，成为一个国际民族。作为民族国家的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就是具有国家形式并拥有国家主权的民族组成的，所以称为“United Nations”。中华民族就是其中一个nation。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是将中华民族作为国际主体来对待的。即便在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刚性化，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所直接针对的也是正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本身。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依循具有国家外壳之民族的演变规律而不断发展，虽然在与其他民族互动中不断与之交往交流，却不会与其他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交融。而组成中华民族的国内56个民族，在国家的框架内不断地交往交流中实现着交融。

在中国崛起于2010年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而浮出水面之后，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决策层便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并且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皆围绕中华民族来加以论述。中华民族在今天的凸显，根本上说也在于它的国家属性与国家发展的直接关联。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本身与国家的直接而有机的结合，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国家发展的未来目标直接等同，所以，国家发展目标可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加以表述，并且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的建设及塑造来实现。

3 中华民族是一个复合民族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民族，具有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尤其是欧美民族一样的本质和特征，从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支撑的国家也成为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一员。但是，中华民族除了具有现代民族的一般本质和特征，还有自己独特的本质和特征，体现出突出的复杂性。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复合性的民族。

作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的各种属性和特征，皆可在这一过程中找到根源。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及其民族的影响，但中华民族又是在历史上各民族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其形成的过程更加复杂，由此积淀下来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较之于首先出现在欧洲的原生形态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显然更加复杂、内涵更加丰富，具有突出的复合性质。

作为现代民族原型的欧洲民族国家之民族，是欧洲历史进程或历史文化的产物，并具有由此赋予的性质和特征。“到公元前1世纪末为止，罗马已经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海湾和高卢地区”，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在罗马化的刨削式影响下被全面荡平了，既无国家也无民族。但是，5世纪下半叶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与野蛮世界(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的相遇”，开启了中世纪时代。在王权、教权、贵族、民众四种基本社会政治力量的持续互动中，王权最终占据了上风并不断加强。因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在此条件下，王朝国家也逐渐走向了专制。

欧洲的民族就是在此基础上萌生的。王朝国家的人口对于王权或国王的权利义务关系，将人口塑造成为臣民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王朝的统治又将臣民身份的人口在王朝的框架内整合起来，成为“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自我意识逐步觉醒之后，民族便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促成了国家主权由国王转移到作为民族之代表的议会手中，从而构建了新形态的国家——nation-state，实现了与国家的结合。因此，社会人口的身份也由臣民转化成为国民，个体性的国民在国家框架内整合而成的国民共同体成为现代民族。民族国家为保障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基于国民权利构建的制度体系，又进一步丰富了人口的国民身份的内涵，也进一步巩固了民族的国民共同体性质。于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

对于西方的现代国家来说，国家的政治框架以及国家赋予并保障的国民权利，是将国民个体凝聚或结合为国民整体，即民族的关键环节。不论是国民对民族的认同、国民身份自我构建和认同，还是国民经由民族而实现的对国家的认同，皆以国民权利为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民族是基于个体权利而聚民为族才形成并实现自我维持的，因而是权利性的人群共同体。这样的民族内部是均质的，同质性、单一性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也是西方现代民族的本质或基本内涵，是典型的国家民族。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在国家框架内形成的权利性共同体。

较之于西方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进过程更为复杂。诚然，中华民族在近代构建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受到了西方民族国家和民族构建的影响，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下实现的。然而，中国历史上虽然未出现“民族”概念，疆域内却生活着众多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而凝聚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它们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以汉族为核心而开展着持续的互动，并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朝着一体方向演变的趋势。这样一个悠久的族际互动过程，既是中国古老文明发展的结果，又是此种文明一个方面的表现。中华民族在近代的构建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一方面，将传统臣民身份的社会人口转化为国民，日益个体化的国民又一步步形成并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进而日益凝聚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另一方面，历史上长期存在并朝着一个整体方向演变的各个民族群体，在逐渐构建成为国内各个民族的同时，也形成并不断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而逐渐地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在此过程中，历史上在社会组织方面久已存在的文明成果也沉淀下来并蕴涵于现代民族之中，从而成为其重要内涵。此外，中华民族在近代的构建，不论是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的进程，还是各个民族在自我构建的同时又凝聚为一个更大整体的过程，基本都是在抗击帝国主义，尤其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实现的。在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前，全体国民及其所属的各个民族，在以自己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的奋斗中，结成了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和现代构建，都与西方现代民族的形成有明显的不同，具有特殊的构建和演进的逻辑。由此来看，中华民族能够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凝聚成为一个整体，既缘于国家赋予并保障的国民权利，也缘于国民对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既缘于国家对各个构建起来的民族权利的保障，也缘于各个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既缘于所有国民和国内各民族的共处共荣，也缘于近代抗击外敌过程中形成的血肉联系。因此，中华民族既是悠久历史与现代构建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中国传统文化赋予的内涵，又有源自西方的现代国家体制赋予的内涵，是两种文明相互作用的结晶。

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民族在历史构建过程中形成了内部的均质性，从而具有同质性、单一性的明显特征，因而是一种以国家为基本框架的权利性共同体的话，中华民族则由于完全不同的历史基础和现代构建过程，成为一个兼具共同性与差异性、政治性与文化性、个体权利性与整体命运相同性质的共同体，体现为一个国民共同体与多族聚合体结合、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结合、国民个体权利与民族命运共同体结合的复合性现代民族。

这样的民族属性或民族特征，也体现在各民族的民族性和国民性上。西方民族的每个成员即国民，都异乎寻常地在乎自己拥有的权利，具有个人权利至上的品格，因而在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人权利的权衡中更强调个体的权利。这也是西方国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难以实施封控阻断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种以国民权利为基础的民族，其吸纳能力和包容也就十分有限。曾经，在移民人口较为有限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民族能够有效吸纳和包容外来移民，有的国家还被描绘为“民族熔炉”而被奉为“典范”，但随着移民人数增加和代际积累基础上的聚众成族而形成的多族化的增强，其整合外来移民的能力便明显下降。同时，这样的民族性也对其国家的行为逻辑产生了深刻影响，致使这些国家总是将本民族的权利置于他民族的权利之上，为了自己的权益而不顾其他民族的权益。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复合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性和国民性。中华民族的成员既在乎自己的个体权利，也在乎民族的整体权利，在面临民族整体利益与个体权利的矛盾时，能够接受为集体利益而限制或约束个体权利的治理方式。这也是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政府出台的封控阻断措施能够有效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民族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能够在共同性的整体中包容和尊重差异性，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具有突出的内部整合能力。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相处中，中华民族提出并遵循着和平共处的原则，当下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政策主张。

4 中华民族是一个蕴涵多种机制的民族

现代民族作为与国家结合并具有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将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机制蕴涵于自身之中，从而成为包含若干社会政治机制的人口组织形式。今天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同样具有现代民族的各种机制，但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因而又具有由此形成的特殊机制。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蕴涵着更多机制的现代民族。

现代民族所蕴涵或具有的机制，在其最早于欧洲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时便一步步积淀下来，进而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实现了体制化。首先，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在王权、教权、贵族、民众四种力量的持续互动中，王权战胜了教权和贵族，并依托王朝之国来确定其与农奴的关系，从而使农奴通过去依附性和去地域性后，成为直接与王权相对并享有王权保护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臣民，进而又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逐渐整合为一个整体，实现了初步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其次，自我意识觉醒后的民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通过议会而取得了国家主权，实现了国家主权由国王到民族的转移，王朝国家的臣民也因此而成为民族国家的国民，从而确立了人口的国民身份，进而还建立了国民身份体系；再次，国民又通过享有由国家赋予并保障的权利而在国家的框架内组织为一个整体，最终定型为现代民族；最后，民族国家为保障民族通过认同而实现与国家的结合，基于国民权利构建起一整套制度机制，从而进一步巩固或强化了国民的权利，以及国民基于权利而组成民族的机制。于是，西方国家便通过这样一个“人口—国民—民族—国家”的历史构建过程，在构建民族国家的同时，也将在此过程中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一系列机制固定下来并蕴涵于自身之中，从而使民族或国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机制。

现代民族所蕴含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皆是围绕国民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而构建起来的，其核心或关键的环节是国民身份和国民权利的形成和维护。因此，这样的机制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国民性机制，其中又包含诸多具体的内容：一是国民身份机制，即在“国”与“民”关系中，通过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确定个体在社会中的人身地位的机制；二是国民权利机制，即国家通过法律和其他社会政治规范来确定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国家制度来保障权利和义务得到实施的机制；三是国民整合机制，即以基于国民身份的权利保障，将全体国民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机制；四是国民教育机制，即国家通过设立教育机构或对私立教育机构加以规制的方式，为所有国民提供必要教育的机制；五是国民意识机制，即国家通过权利、象征、教育等引导国民建立起对国家必要认同的机制。

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也经过将臣民转化为国民的人口国民化，以及将逐渐个体化的国民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国民整体化过程，最终构建了同西方现代民族同样的国民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因此也就蕴涵着国民身份、国民权利、国民整合、国民教育、国民意识等机制。其中，国民身份建立所塑造的权利性个体，为现代社会、现代经济提供了自主的社会行动者；国民在国家框架和“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以国家为框架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而提供了一个根除历史上人口一盘散沙顽疾的制度机制，因此凝聚起了全体国民的力量，从而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这在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机制又是在深厚的中华文化中构建起来的，因而为一般性的国民性机制增添了新的内容，形成了以大一统思想、中华文化为内容的国民文化机制，以及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口支援为主要内容的国民互助机制，从而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特征。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并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和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近代以来，历史上的民族群体也在自身构建成为国内各个民族的同时，又凝聚成为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在长期的族际互动中形成的机制也在中华民族的肌体内保留了下来，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族际性机制：一是民族权利机制，或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机制；二是民族团结机制，或民族大家庭机制；三是民族互助机制，或各民族共同繁荣机制。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所特有而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所不具有的。所以，中华民族形成了西方民族所不具有的整合能力，能够尊重差异、包容差异，将国内的众多民族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成为国内各个民族的大家族。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民族具有通过国民权利将个体整合为整体的能力，却在将国内不同群体或族群整合为一个整体方面陷入能力匮乏的窘境。

中华民族内涵的社会政治机制中，既有现代民族所具有的一般性机制，也有由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特定机制，即族际性机制。因此，中华民族较之于西方民族包含更多的机制。不过，这些社会政治机制都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共存于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每一种机制都对其他机制具有依赖性，需要其他机制的配合和支持才能形成自己的本质和功能，从而也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的确是政治民族，但也具有相当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既有突出的政治属性，也具有深厚的文化属性。

不过，中华民族是一个宏大且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独立性的民族，是一个将全体中国人整合或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人口组织形式，是一个明确的人群共同体或民族实体。它所包含的现代民族所具有的国民性机制，以及自己所特有的族际性机制都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而是一种隐性的存在，不显山不露水地蕴涵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一方面，它使中华民族更具包容性、韧性，也更具整合能力，从而也更具有生机和活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多样而丰富的机制，也是一种可资利用的重要历史-文化-政治资源，使中华民族本身成为一座历史文化资源的宝库。

中华民族所蕴含的如此丰富的机制与当代中国或现代国家相结合，便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使当代中国既有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机制，又有着比西方民族国家更加丰富的内涵，尤其是体现出突出的中华文明特征。也正是由于如此，国内外都有学者将今天的中国界定为文明国家。二是中华民族蕴涵的这些机制，为今天中国的治理、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政治资源。诚然，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为今天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所提供的资源还要更加多样和丰富，但中华民族所蕴含的资源既是文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所以不仅十分宝贵也十分独特，能够直接支撑或服务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治理和发展。这也是中国必须于日益刚性化的国家间竞争中走强势崛起之路的条件下，国家决策层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表述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根源，也是今天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推进中华民族建设的重要根源。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蕴涵的社会政治机制功能，就能使中华民族在国家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中国走进并稳居世界舞台的中央创造根本条件。

5 结语

对中华民族进行多侧面的梳理不难发现，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上众多民族群体长期互动基础上经过现代构建而成的一个现代民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族实体。诚然，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构建性，但今天的各类民族中没有构建性的又有几个呢?如同构建起来的大厦不乏实体性一样，构建起来的民族亦有实实在在的实体性。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在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运行及治理和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以近几十年所形成的立足于国内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看待民族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和定义中华民族，无法对中华民族形成全面、准确的认知。这样的认知可以休矣。

今天的中华民族具有现代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属性，是典型的现代民族。但在历史上各民族群体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形成并浸润于悠久的中国文化的中华民族，还具有由这样的特殊历史文化所赋予的内涵，因而较之于首先出现于欧洲的现代民族而具有更多的内涵，尤其是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不仅显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也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看不到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特点，就无法抓住中华民族的本质；而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就无法把握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无法对中华民族的优势具有充分的认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全体国民组成的共同体，也是一个以国家为框架的人口组织形式，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蕴涵着多样而丰富的社会政治机制，对于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治理和发展来说是一座资源的宝库。因此，在今天的国家治理和发展中既要充分认识、挖掘和利用中华民族所蕴含的资源，又要加强中华民族的塑造和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也处于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之中。如果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话，那么引导其成员朝着什么方向去进行想象，民族就会朝着相应的方向而发展和演变。